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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乡土研究》创刊的前一年，由石桥卧波、坪井正五郎、富士川游等人发起，于东京帝大山上会议所成立了“日本民俗学会”，并在1913年发行《民俗》杂志。该学会力求全面探求日本民族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但成果远远不及柳田，《民俗》也仅发行5期便告终止。
从1924年4月至1927年，柳田坚持在庆应义塾大学文学部史学科讲授“民间传承总论”，并且从1933年秋天开始向大藤时彦、大间知笃三等“木曜会”的同人讲授“民间传承论”。此后又在京都大学、东北大学讲授民俗学，培养和团结了一批民俗学研究者。1934年，他根据讲授的实践，整理出版了专著《民间传承论》。柳田国男用“重出立证法”对重复出现的民间传承现象进行认真比较、周密的分析，找出基本部分和派生部分，确认这些民俗的时代差。他还用“方言周圈论”证明距离文化发达的城市越远，方言和民俗也就越多的现象。柳田认为，民俗学能否研究得好，关键在于采集和如何采集资料。他将民间传承资料分为“目睹资料”、“耳闻资料”和“通过最微妙的心意感觉，才可以理解的资料”等三部分。在《乡土生活之研究法》(1935)中，柳田又把上述三种类型资料进一步归纳为“有形文化”、“语言艺术”和“心意现象”。有形文化是目睹的现象。如衣食住行、年节习俗、祭祀等;语言艺术是听得见的语文资料，如俚谚、谜语、歌谣、民间故事等;心意现象是“仅仅依靠耳闻和目睹所难以了解到的内容”，从广义上可以理解为人们的信仰和宗教意识。柳田特别强调心意现象是民俗学研究的重点对象。
尽管柳田在晚年时，称《民间传承论》是“失败之作”，但它和《乡土生活之研究法》一样，明确了文明社会中国内民间传承与不发达社会的民族生活研究的不同。这一时期，他初次阐明了民俗学的意义、目的、范围、分类和方法，在日本民俗学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
从1934——1940年，柳田先后组织了“乡土生活研究所”、“民间传承会”、“日本方言学会”等学术团体。1934年，乡土生活研究所成立伊始，柳田就提出两项任务：有计划地进行综合调查和汇编民俗辞汇。他们首先进行“日本僻陬诸村中乡党生活资料收集调查”，在全国各府县至少各找出一处，作为分头采集的目标，并且相互交换各地的见闻，比较异同及变化。经过3年的努力，这项全国范围的调查，共调查了60多个村落，完成了100多项调查题目，成为日本民俗史上的一项创举。调查后汇编了《山村生活之研究》。从1937年5月开始，柳田又组织了“离岛及沿海诸村中乡土生活之调查”(由于战争只调查了30个村庄)。调查结果在1949年归纳为《海村生活之研究》。
在柳田的主持下，自1935年始，以归纳为《产育习俗词汇》为开端，陆续发表了诸如婚姻、葬送、禁忌、服装、节日、居住、氏族以及以农村和渔村为单位的词汇集，最终汇集成《综合日本民俗语汇》全5卷，另编有《祭礼习俗语汇》一卷。
可以认为，由于柳田国男的努力，日本民俗学于30年代已正式确立。民俗杂志，如《东北文化研究》、《乡土》、《南越民俗》、《岛根民俗》、《山村》等在各地相继创刊;《日本民俗学入门》(柳田、关敬吾)、《家与民间传承》(大间知笃三)、《国语与民俗学》、《农与民俗学》(仓田一郎)等一批学术专著出版发行。
1947年3月，柳田提供出自己的藏书和资料，在成城的自宅里设立了“民俗学研究所”，并发行具有民俗研究资料性质的《民俗志丛书》。1949年，原“民间传承会”改为“日本民俗学会”，发行学会机关刊物《日本民俗学》和《日本民俗学会会报》，并且以日本民俗学会支部的形式，在全国各地陆续成立了民俗学研究团体。这一时期，相继面世的民俗学专著主要有：和歌森太郎《日本民俗论》(1947)、《历史与民俗学》(1951)、仓田一郎《经济与民间传承》(1948)、桥浦泰雄《祭与行事》(1949)、关敬吾《日本昔话集成》(1950)、柳田国男监修《民俗学辞典》(1951)、堀一郎《民间信仰》(1951)、、《日本风俗史》(1955、1956)等。1962年，即柳田国男逝世的这一年，筑摩书房出版了《定本柳田国男集》。这部集子共有正卷31册，别卷5册(其中1册是索引、著作目录、年谱)。这36册中，尚未包括他青年时代的文学作品和他编辑的17册民俗分类词汇。这是柳田为日本社会科学留下的宝贵遗产。
二、 战后民俗研究的飞跃发展
自柳田国男逝世后近40年来，日本民俗学研究有了飞跃的发展，研究队伍日益壮大，研究成果十分显著，在国际民俗学研究界确立了领先的地位。
柳田国男民俗学十分注重对“稻作文化”的研究，因此曾被称作是“稻作一元论”。与此相对，日本民俗学界主张“民俗文化多元论”的学者日渐增多。如折口信夫对海人、艺能人、城市中被歧视民众的研究；赤松启介的《非常民的性民俗》，剖析了大阪贫民街的居民、小工厂的工人及商人的生活;野口武德对被称作“家船”的海上漂泊渔民的研究；坪井洋文的“旱田文化论”等都强调了民俗文化的多元性，为日本民俗学研究开拓了新的途径。与此同时，一些学者就日本列岛东西地域的民俗差别也开展了研究，例如宫本常一就“家”与“村”进行探讨。他认为，东部是家长制的、以家为中心的社会；西部是母系的、以村为中心的社会。他的研究，对此后的纲野善彦等历史学家开展社会史研究很有影响。
与地区民俗研究密切相关，自70年代起，日本民俗学界提倡的“地域民俗学”、“个别分析法”等，也着眼于对民俗社会的多元性把握。这一点，较具代表性的是赤坂宪雄在日本东北地区开展的发掘“稻作”以前文化的民俗研究。
民俗，特别是现代民俗，是社会、经济、精神各种因素以及这些因素的主体即人们的特定的心理定势和情感操守的反映；它由一定的集团制约、传播。或者说民俗是沟通民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传统与现实，反映民间地域或社区人群或社区人群的共同意愿，并主要通过人作为载体而世代相习和传承的生生不息的文化现象。民俗形成的背后，有产生其社会的、经济的、精神的因素，主要是人的因素。随着这些因素的变化，民俗也在变化。因此，物质、生活的变化，是促使新民俗产生的重要因素。由于近代化、现代化城市的形成和日趋完善，以及形成民俗的要素以及地缘集团、血缘集团、职缘集团发生的变化，城市民俗文化也就随之形成。日本城市民俗学的产生及研究，引起了国际民俗学界的关注。
在人类发展的历史中，集积文化、经济、权力的场所是城市。就民俗学的角度而言，城市具有以下民俗特征：
1、城市作为人类在社会发展中创造了一种聚居方式，起初是农耕文明的产物，是农舍和村庄的放大。尽管城市一旦出现，就造成了一种新的文化情境，就包藏并开始孕育一种新的文明。但是，由于它脱胎于农村，就必然遗存有在原始聚落基础上形成的传统民俗。
2、如果说人类社会有乡村、城市和国家三种主要的社区类型的话，城市是大量异质性居民聚居的永久性居住点。人口众多、居住密集和异质性，是城市居民的三个基本特征，由此产生了所谓城市生活方式——它是以交往为基础而产生的。由此，使得城市成为各地区、各民族居住者的民俗文化的交流中心。
3、城市的属性，从上古时代的政治城市、消费城市，演化为中世纪商人、手工业者占多数、具有“村落共同体”性质的生产者的城市;在现代，城市已经具备产业社会的固有特性，现代化、产业化、城市化合而为一的一体化特征。城市通过在时间和空间上扩大人类联系的范围，在有限的地区内叠加多种社会功能，为社会协作、交往、交流、控制提供了良好的基础，从而具有凝聚、加工、整合文化的功能。因而，它具有传统民俗所不曾具备的多元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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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网站 2003-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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