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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鱼相类似的化育万物的文化英雄还有牛、葫芦、人。神造天地之后，一切都有了，但是“太阳有光，照不出七，月亮有亮，照不出三。”没有生命力，于是诸神来杀倒“查牛”(神牛)，用它的眼光变成闪电，用它的皮变成响雷，用它的眼泪变成露珠，用它的鼻涕变成河水，用它的左右眼变成日月，用它的四条腿变成顶天柱，……这样万物就有了生命，一切归于稳衡。(注:《窝果》第三章《查牛色》。)葫芦则是洪水泛滥时人类(洪水遗民)和万种生灵的藏身之所，洪水过后，便由其中走出人和生物的先祖，再由他(它)们繁衍后代。这一类型神话多不胜数，如《天、地、人的传说》、《兄妹传人种》等皆是。
牛作为农耕民族最重要的生产工具(尤其水稻农耕如此)，在人们的观念意识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由其重要演而成为神秘乃至神圣，从而赋予其无比的生命力而化育万物，这样的联想在原始农业社会的哈尼族先民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葫芦的象征意味着作者在《洪水与葫芦的象征系统》(注:拙文载于《民间文学论坛》1995年第1期。) 一文中曾作过较系统的阐发。在这篇文章里作者将中外有关洪水神话的著名论说综合起来考察——因为洪水神话及拯救洪水遗民的葫芦、瓜、舟、盆、箱之类漂浮器材都有着文化符号学上的一致性，即它们并非起初的葫芦、瓜、舟、盆、箱之类，而是作为能够生殖人类(在文化英雄葫芦这里，则是生殖这一功能无限放大，从而成为化育万物者)的母胎出现在神话中的。相应的，洪水神话也绝非真实的水患，而是一整套人类生殖繁衍的意识和礼仪的文化符号系统。葫芦与瓜、舟、盆、箱的区别，却在于葫芦与瓜进入神话系统的时代比舟、盆、箱之类(生产技术高度发达时代的产物)要早得多，它们的产生依然是原始农业时代或者前此的原始采集时代。前者的依据是在我国新石器时代，浙江地区已种植葫芦作为食用和器用，1973年和1977年，两次发掘浙江余姚县河姆渡村距今7000年的氏族公社(母系)遗址，其中有种类繁多的植物遗存，葫芦即内中一种，(注:《光明日报》1978年5月19日第3版，转引自刘尧汉《彝族社会历史调查研究文集》第230页。) 人们对葫芦由实用之而崇拜之是完全可能的。后者的证据是，根据植物栽培学的原理，由野生到驯化需要一个漫长的时间(尤其在原始社会生产力极低的条件下)。既然7000年前人类已经种植葫芦，采集野生葫芦以作食用的时间尚在此若干年前，那正是早于新石器时代或新石器时代初期的采集经济时代。
第二类：教习生产的文化英雄
通常所说的“生产”在原始文化研究中一般指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再生产和人类本身的生产再生产，此处我们仅指前一种生产而言，这是首先要说明的。
一个民族在一定历史阶段的生产方式、生产能力的大小，往往决定了它的文化模式和思维定势，因此，人们对生产问题总是倾注了最大的关心。这种现象反映在文化英雄神话中，就是此一方面的神话和文化英雄形象特别丰富多彩，甚至可以排出一个依随着生产方式的演变而变换角色的文化英雄谱系来。
先看反映采集狩猎经济时代的。在哈尼族著名神话古歌《窝果》第六章《雪紫查勒》(意为“采摘果实撵山打猎”)里讲到，远古之际，哈尼族祖先住在老林里，什么生存本领也没有，于是认雀鸟、穿山甲、飞虎(一种类似松鼠的小动物，栖息于树枝、河边岩石上，以果实和鱼类为食)、天鹅为“师傅”。雀鸟教会哈尼缝制树叶衣，飞虎教会哈尼摘食树果和捕鱼，天鹅教会哈尼选择无毒有益的野菜。蚂蚁则是教会哈尼狩猎的小动物——哈尼看见千万只蚂蚁抬着死鼠回蚁房，才省悟到人多力量大的道理，于是“大群先祖上高山，拿着尖尖的大刺，扛着长长的大棒，十个先祖做一路，百个先祖做一伙，撵过九匹大山，爬过九匹大梁，遍山的野物撵出来了，会跑的吃食撵着了。”类似的描述在哈尼族迁徙史诗《哈尼阿培聪坡坡》里也有记载。(注:《哈尼阿培聪坡坡》，简称《聪坡坡》，云南民族出版社1986年版，第一章。)
再看原始农业初级阶段的情形。在《窝果》第七章《湘窝本》(意为“开田种谷的来源”)中说到，人类之所以会栽种作物，是看见老鼠打出一个一个的洞，洞里掉进了草籽，老鼠用后脚蹬土把草籽埋好，便长出庄稼结出籽实，这样人便学会了栽种。在《聪坡坡》第二章里，教习人类原始种作的不是动物，而是女能人遮努，她“摘来了饱满的草籽，种进最黑最肥的土壤，姑娘又去背来了湖水，像雨神把水泼在籽上。草籽发出了粗壮的芽，草籽长出了高高的杆。当树叶落地的时候，黄生生的草籽结满草杆，先祖们吃着喷香的草籽，起名叫玉麦、谷子和高梁。”这位能人姑娘遮努的种作显然比之老鼠教飞(人文之初的仿生学)要晚近得多，由模仿自然到主动创造，这已经历了一整个时代的飞跃，即人由自在之物变成为自为之物了。
《聪坡坡》里还讲到另外一位能人姑娘遮姒，这是一位原始饲养业和畜牧业的发明者，同时也是原始历法的创造者。她聪明地想到，把活捉的小野猪抱回去饲养，而且做成圈养牲畜的木栏，使“木栏里野猪野马一处吃草，木栏里野牛野羊一处游逛。野鸡野鸭也关进来，野狗野猫成了同乡。”(注:《聪坡坡》第二章。)为了使从事农作的遮努能够按节令种植，遮姒姑娘发明了历法，指着她豢养的十二种动物定下了年月属相。从这里我们得到一个信息:原始畜牧业和农业是相互杂糅和补充的经济成份。狩猎有了剩余的捕获，为了预防无法捕猎的时日之需，人们便将自然界的野兽饲养起来令其繁殖，这样比之猎取有保障得多，在这个驯化到牧放动物的过程中(一整个历史时期)，原始种作业也伴随着发生发展起来，正如恩格斯所说:“园圃种植业大概是野蛮低级阶段的亚洲人所不知道的，但它在那里作为农田耕作的先驱而出现不迟于中级阶段。在图兰平原的气候条件下，没有供漫长而严寒的冬季用的饲料储备，游牧生活是不可能；因此，牧草栽培和谷物种植，在这里就成了必要条件。……但谷物一旦作为家畜饲料而种植，它很快也成了人类的食物。”(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156—157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因此作为原始农牧文化的英雄在史诗里同时出现，就是十分自然的事情。
再看原始农业中高级阶段的文化英雄。在古歌《湘窝本》中，讲述老鼠教人打洞种庄稼之后，接着就讲到了开水田种稻谷:“是哪个教会他们(哈尼族祖先)开田?是哪个教会他们浇地?是水牛教会的，是大猪教会的。”怎么教呢?原来是牛和猪在寨脚的大坝里拱土打滚游戏，把大坝滚成像平平的手一样的泥塘，那里有水有肥(哈尼族村寨均分布在半山区，水田一般在寨子的下方，如此便于高山流水注入田中，同时将山上及寨中的自然肥料和农家肥冲入田内)，长出的庄稼格外粗壮，结出的稻谷格外饱满，哈尼祖先从而学会了开垦水田种植的技术。
哈尼族是一个典型的南方半山稻作民族，在其作为文化核心的半山稻作(或梯田耕作)中，稻种是一个极其重要而令人深感兴趣的问题，我们在“化育万物的文化英雄”类型中已谈到若干种稻谷来源神话，但那里所谈仅是尸体化生型——而且仅仅是反映渔农经济的鱼体化生型，同时其所化生亦非仅稻谷一种。其实，由于这个问题的重要(它反映或决定着哈尼先民文化的走向和建构方式)，哈尼先民们对此倾注了极大的心血，近年来发表的各位同行采录以及作者亲自采录的大量哈尼族稻谷神话，正反映了人们对此关注的热切远胜其它。有人将云南各族的稻谷神话分类为九:自然生成型、飞来稻型、动物运来型、死体化生型、英雄盗来型、祖先取回型、天女带来型、穗落型和神人给型。作者发现自然生成型、飞来型、穗落型和神人给型多在壮傣和南亚语诸民族如壮、傣、侗、佤等族中流传，而动物运来型、死体化生型、英雄盗来型、祖先取回型、天女带来型多在彝语支诸民族如哈尼、彝、怒、拉祜等族中流行。总之，在云南地域生息的各民族，由于长期共居一区，文化交互熏染流播，呈现出异常繁丽的景观，但在这纷纷纭纭之中，依然可以从总概率上见出，凡文化与西北高原民族有渊源者，稻谷源起多为外来(不论动物运来、天女带来、英雄盗来、祖先取来抑或死体化生而来)，而文化渊源更趋土著的壮傣、南亚语诸民族则多为原生(不论共自然生成、飞来、穗落或神人给型)，因此我们在观照关于稻谷源起的文化英雄时应对哈尼族文化英雄的外来(外取)性给予充分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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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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