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种与文化传统的游离，在现实生活中也极为形象地呈现出来。今天言及中国文化传统，频频出现的是“黄河”、“长城”与“龙”之类的象征符号。将此与《新青年》文本进行对比，可以感受其中饶有兴味的一幕。这三者在《新青年》文本中有什么意味呢?“黄河”在《新青年》文本中出现的频率为1/3，没有任何象征意味，只是吴稚晖在《补救中国文字的方法若何》一文中，从语言文字的角度提出“黄河”与“泰山”等均属“专有名词”。“长城”出现的频率为4/5，也只具地理名词意味，其被赋予象征意味，到《新青年季刊》时才出现，且是从负面使用的。瞿秋白在文章中表示，革命运动自五卅之后，“冲破了思想上政治上的万里长城”。“龙”的出现频率稍多一些105/195，但主要关乎人名、地名、书名之类，具有象征意味的也只是关涉皇帝与龙王庙的十余处。

　　从《新青年》迄于今，记录着自五四以来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漫漫征程，而文化传统逐渐由“经典”向抽象化的象征符号过渡——由“孔教”转化为“黄河”、“长城”与“龙”，无疑意味着对文化传统的认知受到知识分子文化养成及历史境况的影响。从中也可见，中国知识分子无论是批判还是弘扬传统，都不断通过借用新的象征符号来重新界定传统；而作为传统最直观形式的“经典”沦为“学术资源”，也表明作为“知识资源”的传统失落了。

　　审视五四一代知识来源的工作，这篇文字只是一个开端。或许，当我们继续这项工作，考察五四一代对于外来学说的利用，揭示其中如何化解“知识论危机”的一幕，才能更好面对学术圈所建构的关于五四的精神图景。近年来围绕着中国文化的前景问题，学术界频频发出新的呼声。从学术层面说，李学勤先生大力主张“走出疑古时代”，希望重建关于“三代”的“信史”；而在思想界，林毓生先生则一直倡导对中国传统进行“创造性转化”，即是要把一些中国传统中的符号、思想、价值与行为模式加以重组与改造，使之变成有利于变革的种子，同时在变革中继续保持文化的认同(注:李学勤:《走出疑古时代》，《中国文化》第7辑，香港中华书局1992年版；林毓生:《新儒家在中国推展民主与科学的理论所面临的困境》，收入杜维明主编《儒学发展的宏观透视》，台北正中书局1997年版，第394-414页。)。审视晚清以来思想界对传统资源的开掘与利用，也许有助于检讨其中的得失。必须承认的是，所谓传统的失落，明确指向的是传统陷入“知识论危机”，这应该成为许多问题的起点。问题的暧昧性正在于，“疑古运动”是藉古史之伪使黄金三代的观念无以依凭，并将传统的道德谱系拆毁，借助今天的考古成就固然可以建立三代之“信史”，却再难以建立作为“知识资源”的黄金三代。而“传统的创造性转化”由于不只是学术层面的工作，所曹遇的困难可能尤甚于前者，因为传统的符号、思想、价值与行为模式与现代人日益产生着疏离。希尔斯在强调传统对于变革所具有的重要性时，曾谈到过人文研究的传统何以会出现衰落，他将原因归诸教育政策没有为其有效实践创造教育上的必要条件，实际也揭示出历史状况对传统所具有的销蚀作用。在他看来，借以把握传统的“古典作品”的失落，不仅是由于一代有潜力的学者缺乏语言与文学训练面临危机，更重要的还在于信仰的普遍改变导致了人们对它的非议。古典作品研究的兴盛发达，建基于人们相信，昔日的文明提供了道德、哲学和文学精华的楷模，是现代文明的价值本源，但现在却由于现代人丧失了对它的兴趣而衰败下去。人们对遥远的过去流传下来的遗产的敬重降低了，发展、传播和研究这种继承物的传统也随之败落(注:参见希尔斯书《论传统》，第169-170页。)。或许这也是我们的文明所面对的。所不同的是，导致我们的传统陷入“知识论危机”的，很大程度来自于一套新的知识传统，它提供了另一套论证社会合法性的“知识资源”，并且使我们的传统逐渐由“知识资?源”沦落为“学术资源”。因而我们的文化重建工作，远不是要光大传统作为“学术资源”的意义，其艰巨性尤在于赋予传统“知识资源”的意义。

　　字库未存字:

　　@①原字钅右加舌

　　@②原字干的繁体

　　@③原字氵右加凡

　　@④原字附图

　　@⑤原字石右加璞去王

　　章清：1964年生，历史学博士，复旦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本文原载《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04期，第190～2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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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