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事实上，五四时期围绕传统与反传统的论辩，究其本质即是关于传统能否作为“知识资源”。如所周知，白话文运动展开之际，蔡元培与林纾有过一次著名的交锋。林纾反对白话文时提出一个极有意思的见解:“非读破万卷，不能为古文，亦不能为白话”，作为“白话之至”的《水浒》、《红楼》，“作者均博极群书之人”(注:林纾:《致蔡元培函》，见高叔平编《蔡元培全集》第3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74页。)。而蔡元培则挺身辩护道:“北京大学教员中，善作白话文者，为胡适之、钱玄同、周启孟诸君。公何以证知非博极群书，非能作古文，而仅以白话藏拙者?”(注:蔡元培:《致〈公言报〉函并答林琴南函》，见高叔平编《蔡元培全集》第3卷，第271页。)显然，仅在学术修养层面辩护此一问题，并无太多意义，蔡氏声言五四新人不只“新知深沉”，且“旧学邃密”，这并没有错，然这与林纾所关心的，其实如南辕北辙。或许林纾的确有藉此讥讽新学之辈以“白话藏拙”，但究其本心，其真正的危机意识无疑是感受到传统作为“知识资源”的失落。

　　蔡、林之争不过是一段小的插曲，基于对传统的不同立场而导致的激烈争辩，应该说在学术圈频频发生。此时已逐渐淡出思想舞台第一线的康、章，也不甘寂寞。康有为认为“新学者”要“尽弃中国之书”，同时视“旧学者”为三家村学究(注:康有为:《与徐菊人书》、《致章一山书》，见蒋贵麟编《万木草堂遗稿外编》下册，台北成文出版社1978年版，第640、637页。)。他也严厉批评五四“新学之徒”，所学者简直“如洋店西人之童崽之知识云尔”，而对“欧美之学术、兵备、物资、道德则不知学，不能学”(注:康有为:《论效法欧美之道》，《万木草堂遗稿外编》上册，第344-346页。)。章太炎也竭力反对文科参用“远西书籍”，提倡新学者被说成为“大氐俾贩泰西，忘其所目，得guàn@④@⑤以为至宝，而顾自贱其家珍，或有心知其非，不惜以曲学以阿世好。”(注:章太炎:《发刊辞》，《华国月刊》第1卷第1期(1923年9月)；《救学弊论》，《华国月刊》第1卷第12期(1924年8月)。)如果说在康、章还只是表达对“尽弃中国之书”、“自贱家珍”的忧虑，那么1919年1月刘师培、黄侃、陈汉章等发起成立《国故》月刊社，一场围绕“国学”纷争的背后，就将对传统资源的不同立场呈现于思想舞台。《国故》以“昌明中国固有之学术”为宗旨，认为新文化运动带来的直接后果是“功利昌而廉耻丧，科学尊而礼仪亡，以放荡为自由，以攘夺为责任，斥道德为虚伪，诋圣贤为国愿”，因此“欲发起学报，以图挽救”，拯救由于对国学的懵无所知而导致的“国学沦夷”(注:参见《国故月刊社成立会纪事》，《北京大学日刊》(1919年1月28日)。)。

　　“国故社”捍卫传统所具有的知识资源意义，从新文化运动阵营来看，对此的反应是耐人寻味的。我们知道，胡适1919年12月发表的《新思潮的意义》，曾简略将新思潮的意义阐明为“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所谓“整理国故”，无非是依据“评判的态度”和“科学的方法”，“各家都还他一个本来真面目，各家都还他一个真价值”(注:胡适:《新思潮的意义》，《新青年》第7卷第1号(1919年12月1日)。)。不独于此，稍前写给毛子水的信中，胡适还提醒与“国故社”对抗的“新潮社”，要抛弃“有用无用”的成见和“狭义的功利观念”(注:胡适:《论国故学——答毛子水》，《胡适作品集》第4集，第215-217页。)。胡适后来又提醒钱玄同，“整理国故”并不存“挤香水”之念，粪土与香水皆是事实，都在被整理之列(注:胡适:《致钱玄同》(1925年4月12日)，见耿云志、欧阳哲生编《胡适书信集》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60-361页。)。然而，乍看是还各家学术本来面目的“为学术而学术”的立场，却完成了将国故请下圣坛的重要一步。前已言及，明清之际考证学的兴起与儒学由“尊德性”转入“道问学”密切相关，考证对象由最初的经学，旁及史学，后来延及诸子之学，这对具有神圣性的经学有颠覆性意义。那么“整理国故”又如何呢?这是检讨五四时期的知识资源不可回避的问题，我们提出“知识资源”与“学术资源”之区分，也正基于此。因为就对传统的“整理”来说，当关切是将其作为“学术资源”看待，还是仍视其为构成合法性论证的“知识资源”，在基本立场上，二者是大相径庭的。

　　这其中渐渐发生的变化的确令人深省。傅斯年撰文检讨中国学术思想之谬误，就明确提出要打破动辄引述“经典”以自矜重之流弊。在他看来，中国学人“每当辩论之会，辄引前代名家之言，以自矜重，以骇庸众，初不顾事理相违，言不相涉”。具体表现在，治理学者动辄“纂承道统”、“辅翼圣哲”；治文学者常说“惧斯文之将堕，宣风声于不泯”；治朴学者则曰“功莫大于存古”。这样，“其所学之目的，全在理古，理古之外，更无取于开新；全在依人，依人之外，更无许乎独断”(注:傅斯年:《中国学术思想界之基本误谬》，《新青年》第4卷第4号(1918年4月15日)。)。傅斯年并没有回答为什么不必征引“经典”，但已暗示“经典”不再具有知识资源意义；相应也将“经典”的神圣性剥落，还原为寻常的学术研究材料。

　　这种态度更为明确地表现在胡适与陈独秀对传统的立场上。两人的文字，都与教育有关。胡适谈的是中学国文的教授，他要求中学生先读近人如梁启超、康有为、章太炎等人的文字；然后再多读古人的古文，不分种类，但依时代的先后，选两三百篇文理通畅、内容可取的文章。胡适所拟这个教材，无论就古文的范围还是数量，也许都不让科举时代读书人所读诗书；稍后他所开列的《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同样是煌煌的一张书单。这里的关键在于其中的立场已完全变了，胡适似乎是按照学者的标准来要求的，只是从文字的工具意义来解释何以要读这些书。在该文的开头，他就讲到了中学国文教育的理想标准:人人能用国语(白话)自由发表思想；人人能看平易的古文书籍；人人能做文法通顺的古文；人人有懂得一点古文文学的机会。陈独秀同样表达了这样的意思。他也承认，“讲哲学可以取材于经书及诸子，讲文学可以取材于《诗经》以下古代诗文，讲历史学及社会学，更是离不开古书的考证。”然而究其实，与胡适一样，也仅仅赋予了传统“学术资源”意义。陈独秀这样写道:“经史子集和科学都是一种教材，我们若是用研究科学的方法研究经史子集，我们便不能说经史子集这种教材绝对的无价值；我们若用村究学读经史子集的方法习科学，徒然死记几个数理化的公式和一些动植矿物的名称，我们不知道这种教材的价值能比经史子集高得多少?”(注:胡适:《中学国文的教授》，《新青年》第8卷第1号(1920年9月1日)；陈独秀:《新教育是什么?》，《新青年》第8卷第6号(1921年4月1日)。)

　　平心而论，新文化运动代表人物这些言论，的确没有激烈反传统的成分，但我们又分明感受到，同样是针对“经典”立言，其中的趣旨较之以往已全然不同。从《新青年》文本中，也大致能看出传统资源如何渐渐丧失知识资源的过程，脉络是清楚的。如陈独秀的《宪法与孔教》，开宗明义即谓:“‘孔教’本失灵之偶像，过去之化石，应于民主国宪法，不生问题”。因此，“以宪法而有尊孔条文，则其余条文，无不可废；盖今之宪法，无非采用欧制，而欧洲法制之精神，无不以平等人权为基础。吾见民国宪法草案百余条，其不与孔子之道相抵触者，盖几希矣，其将何以并存之。”(注:陈独秀:《宪法与孔教》，《新青年》第2卷第3号(1916年11月1日)。)言下之意，孔教已不足为现代政治的合法性论证资源，应该效法业已确立法制的欧洲，寻找新的论证基石。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在否认传统具有“知识资源”意义时，传统所具有的“学术资源”意义，还仍旧有所保留。讨论人口问题时，顾孟余和陶孟和的文章就征引了《周礼》、《续文献通考》等著作，说明这是目前所知的最古的调查人口方法，以及户口登记时可能产生登耗(注:参见顾孟余《人口问题，社会问题锁钥》；陶孟和:《贫穷与人口问题》，均刊《新青年》第7卷第4号(1920年3月1日)。)。显然，这样的文献征引关注的只是历史状态，并不理会其现实效应。进一步的，这样的征引似乎也显得多余。《新青年》刊行到第6卷后，讨论到很多具有建设性的问题，如人口问题，劳工问题等，这些文章就很少引用传统学说，更多是以新学科、新理论来进行论证。只是在讨论社会主义时，做了较多的比附。

　　不单是趣旨变了，到后来更发展为“不读一本中国书”的愤激之辞。1925年《京报副刊》曾刊出一则启事，征求“青年爱读书”和“青年必读书”，鲁迅即以一种不容辩驳的口吻说，“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原因很简单，中国书“与实人生离开”；外国书往往“与人生接触”。而既然“旧文章，旧思想，都已经和现社会毫无关系了”，那么“生在现今的时代，捧着古书是完全没有用处的了”。鲁迅不只否认了传统具有的“知识资源”意义，还进一步道出读中国书只剩下帮人作文的意义，不读自然也无妨，“少看中国书，其结果不过不能作文而已。但现在的青年最要紧的是‘行’，不是‘言’。只要是活人，不能作文算什么大不了的事。”(注:鲁迅:《青年必读书》、《老调子已经唱完》，收入《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以“整理国故”来说，后来的发展也渐渐走向这条路，传统不仅丧失“知识资源”意义，而且连“学术资源”意义，也被质疑。胡适就奉劝有志学问的青年人及早摆脱故纸堆，因为那是“一条死路”；而“活路”则是“多学一点自然科学的知识与技术”。他强调说，“我们应该换条路走走了。”关于胡适在这个问题上的系统意见，参见拙著《胡适评传》第3章，江西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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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