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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冲击下固守本土文化的优越感，强调“明六经之恒言”就足可应付危难之局者，也不乏其人。譬如“西学源出中国说”的流行，固有调和中西、化解夷夏紧张之意，但也多少表露不必舍本逐末的心理。屠仁守提出，“凡西士递创新法，动谓中土所未闻”，殊不知在西人未悟其理之前，《大戴礼》、《尚书考》、《墨子》等书皆“言之凿凿”，且“奥旨可寻”(注:屠仁守:《奏陈变通书院章程疏》，《屠光禄疏稿》卷4，台北文海出版社1967年版，第256-257页。)。俞樾为王仁俊的《格致古微》一书作序，也阐明“西法新奇可喜者，无不在吾儒包孕之中”，“苟取吾儒书而复之，则所谓光学、化学、重学、力学，固已无所不该矣。”(注:俞樾:《王gàn@②臣格致古微序》，《春在堂全书》，台北文献出版社1966年版，第2924-2925页。)在西学传播已成无可阻挡之势时，又发展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主张。张之洞将此提升为保国、保教、保种之根本，以“政教相维”为“古今之常经，中西之通义”(注:张之洞:《同心》，《劝学篇》“内篇第一”。)。这一主张究其实，如文悌所说的，接纳西学，须“修明孔孟程朱四书五经小学性理诸书”，植为根柢(注:文悌:《文仲恭侍御严参康有为折》，收入叶德辉编《翼教丛编》，台北文海出版社1967年版，第84页。)。不难看出，这一路思想的发展，是固守传统作为知识资源的意义。这在晚清也有相当的代表性，当留学制度取代科举成为新的人才培养方式时，清廷还坚持要求出国者须预先在国内接受传统教育；就是到了国外，还随时课以儒家典籍，以免留学生荒疏于中国学问。
“经世致用”也好，“中体西用”也罢，其实已是拥有不容置疑权威性的儒家经典受到尖锐挑战的产物，而今古文的“双峰并峙，二水分流”，不仅将此推向高潮，也从传统中开掘出新的资源。从知识来源来看，显著的变化即是诸子地位提升，诸子之言，成为重要的知识来源。康有为是“藉诸子之纷呶考太古情状”，其早年著作《民功篇》，用来论证上古实况的资料大多来自子书；《孔子改制考》言及周末创教改制，也大部分以子书记载为依据。章太炎之重视诸子更甚于康，不仅在义理上援诸子以夺孔子之正位，甚至相信记载在子书中孔子的事迹远为可信(注:参见王fàn@③森《古史辨运动的兴起——一个思想史的分析》，台北允晨出版公司1987年版，第156、271页；《章太炎的思想及其对儒学传统的冲击》，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33页。)。在太炎那里，“经”已没有什么神圣性可言，“经者古史，史即新经”。因而他不仅盛赞“章学诚谓六经皆史，真拨云雾而见青天”，还进一步表示其他群书也都可称为“经”。以诸子的彰显说，在《订孔》一文，他就认为“孔氏闻望之过情”，仅赋予孔子“良史”的位置。既如此，以诸子配孔，辨其优劣，以补儒家之短，岂非天经地义(注:章太炎:《订孔》，《章太炎全集》第3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34-139页。)。至于他在《诸子学略说》大量征引诸子骂孔子的话，更为人们熟知，其中所包含的知识学上的自觉，也非常明确。一方面批评定于一尊后的中国学说，必以无碍孔氏为宗，“强相援引，妄为皮傅”，另一方面却推崇周秦诸子，“推迹古初，承受师法，各为独立，无援引攀附之事。”(注:章太炎:《诸子学略说》，朱维铮、姜义华编《章太炎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52-399页。)
上述种种，实乃意味着晚清以降，随着中西思想冲突的加剧，映射出传统作为“知识资源”的不同走向，既有固守传统经典之意义者，也不乏种种“调适”的主张，而伴随着诸子学的复兴，反映在思想界，即是论学议政的知识资源，有了明显的突破。尽管在拓展传统学说作为知识资源的过程中，无论是康氏将六经所载古史古事斥为“伪托”，还是太炎的“尊子贬孔”，更多工作限制在史学层面；在史料意义上辨析真伪是非，成为开掘知识资源最主要手段，但在此基础上，却突破了六经四书之外更无所谓“道”的樊笼。如论者所说的，当这种对非正统的古代典籍的兴趣蔓延时，古代典籍诸如《荀子》、《墨子》和法家那些经典，就成为19世纪以来发展的道德和政治行动的思想源泉(注:张灏:《危机中的知识分子——寻求秩序与意义》，高力克等译，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6页。)。
《新青年》对“经典”的征引
正是在这样的思想格局中，五四一代开始了他们的工作。很显然，有清一代，尽管如康有为者对传统资源的甄微抉奥有矫枉过正的地方，但儒家“经典”经由史学化，所具有的神圣性渐次失落，却完成了一项重要突破，即拓展了可资利用的传统资源。既如此，当五四一代面对传统资源，就不再会为利用的是经书还是子书产生疑惑。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所展现的“平等的眼光”，即是体现这种承继性最好的例证。在该书“导言”部分，胡适高度评价了章太炎在学术史上的“开山之功”:不仅“发明诸子学”，且能“融会贯通”；“《原名》、《明见》、《齐物论释》三篇，更为空前的著作”。到该书再版时，胡适也由衷写道，他的这部书，近人之中，“最感谢章太炎先生”(注: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胡适作品集》第31集，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86年版，第1-28页。)。
两代知识分子学术渊源上的密切相关，早已是学术圈的共识。那么，“经典”在五四时期还具备知识资源意义吗?或者，传统作为知识资源的意义是如何呈现的呢?这正是本文所要重点讨论的。为便于问题的说明，笔者拟以五四时期最重要的思想文本《新青年》为考察重点，检视这些文本是如何征引传统“经典”的。相信透过《新青年》文本，不仅可以感受到较之于晚清，五四时期对“经典”的立场显示出不少新气象，而且还可以发掘出在知识转型方面所具有的重大变化。
“经典”所具有的权威性失落，经史子集都成为传统资源的一部分，这是从《新青年》文本中可以获取的最直观印象。从对各种典籍的征引来看，对传统资源的利用大约是以这样四种方式表现出来的。《新青年》杂志创刊时，首一卷曾附有各国谚语与名人语录作为文章补白。这类文字以西人的居多，也有少量中国古人的名言，无非是励志之类的话(注:如《新青年》第1卷第3号就附录有这样的文字:“世衰道微，人欲横流，非刚毅之人奚能立足。”(朱晦庵)；“世人通病:先事，体怠神昏；临事，手忙脚乱；既事，事散心灰”(吕新吾)等。)。除此而外，在行文中也不乏对传统学说进行格言式征引的例子，譬如“人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国之将亡，本必先颠”；“吾日三省吾生”等。这是今天仍在延续的对传统学说的征引方式，这类征引，无须解释，其意义已至为显明。
第二类是论学的文字，从思想倾向说这类文字可列为反传统，对五四“反传统主义”的塑造，还往往以此作为主要资源。之所以值得单独列出，是因为这些文字主要表现为“以传统反传统”，论证风格近似于康、章，明显是援引传统的其他学说来对抗儒家学说。这其中尤以易白沙与吴虞的文章为突出(注:主要包括易白沙的《述墨》、《我》、《孔子平议》、《诸子无鬼论》，吴虞的《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读荀子书后》、《消极革命之老子》、《儒家主张阶级制度之害》、《儒家大同之义本于老子说》、《吃人与礼教》。此外吴曾兰《女权平议》、高一涵《老子的政治哲学》、胡适《我对于丧礼的改革》以及鲁迅《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等文字都具有相似性质，主要是在传统学说范围内讨论问题。)。关于易白沙与吴虞非儒反孔思想之成因与表现，已有多篇论作做了分析，钱基博曾指吴虞“极称诸子而非孔孟”，而“大抵袭章炳麟、康有为、梁启超早年之余论”(注: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湖南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68页。)。这一说法不仅吴虞本人认可，也得到后来的研究者认同(注:参见王fàn@③森《章太炎的思想及其对儒学传统的冲击》，第208页；周昌龙:《新思潮与传统:五四思想史论集》，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95年版，第283-325页。)。我们不妨以吴虞刊于《新青年》的第一篇文字《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为例予以说明。这篇文字直指儒家以孝弟二字为二千年来专制政治与家族制度联结之根干，举证的包括《春秋钩命诀》所记孔子言，以及《孝经》、《大戴礼记》、《荀子》和孟子、董仲舒、有子的有关言论，如引孟子云:“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故曰，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与此相应的，又引《庄子》、《商君书》以及杨朱、墨子、老子的见解与之对抗，特别是引述他极赞赏的李卓吾的见解:“二千年以来无议论，非无议论也，以孔夫子之议论为议论，此其所以无议论也。二千年以来无是非，非无是非也，以孔夫子之是非为是非，此其所以无是非也。”(注:吴虞:《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新青年》第2卷第6号(1917年2月1日)。
最值注意的是《新青年》文本对传统资源引述的另外两种方式，即对传统学说的肯定性与否定性征引。这是体现五四一代知识立场与知识关怀最主要的方式，传统学说赋予那一代知识分子怎样的知识资源意义，得以清楚呈现。先看看对传统学说的肯定性征引。这是指文章作者引用传统文献、观点和人物用以论证或支持自己赞同的观点和主张。举例说，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言及文学改良须从八事下手，首揭“须言之有物”——所谓“物”乃是指“情感”与“思想”。于是胡适引述了《诗序》的见解，“情动于中而形诸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然后表示说，“此吾所谓情感也。情感者，文学之灵魂。文学无情感，如人之无魂，木偶而已，行尸走肉而已。”再譬如陈独秀的《实行民治的基础》，先是指出中国自古以来，就是许行“并耕”和孔子“均无贫”种种高远理想；“限田”的讨论，是历史上很热闹的问题；“自食其力”是无人不知的格言，然后表示，“我因为有这些理由，我相信政治的民治主义和社会经济的民治主义，将来都可以在中国大大的发展，所以我不灰心短气，所以我不抱悲观。”(注:胡适:《文学改良刍议》，《新青年》第2卷第5号(1917年1月1日)；陈独秀:《实行民治的基础》，《新青年》第7卷第1号(1919年12月1日)。)
综而言之，《新青年》对传统学说的肯定性征引，大致以这样的方式呈现。《新青年》创刊时，由于对现实社会极度绝望，因此撇开了许多问题而把注意力专注于青年，有关文章占了不少篇幅。从对传统学说的征引来看，引述传统学说资源鼓励青年奋斗，尽到责任，成为显著特征。这也意味着向以“修齐治平”为基本人生哲学的中国，在这方面的确积累了许多思想资源。另外推展白话文是《新青年》的重要标识，如何利用传统白话文资源在这方面表现得也很突出，除了发掘渊源流长的白话文传统，也积极引述被遮蔽的种种主张，如情感乃文学之灵魂，诗歌讲究真性情，言文一致等。其他方面则主要表现出与《新青年》揭橥的种种价值相关，这包括肯定进步、进化的原则，破除迷信，提倡个人主义以及平等的诉求等。值得注意的是，一般都称《新青年》的两大旗帜为“民主”与“科学”，但引述传统资源为之张目的却非常之少。“民主”只有那条老掉牙的“民主邦本，本固邦宁”；而“科学”也只是引述与王充和李时珍相关的两条材料。这多少说明传统有关民主与科学的资源并没有引起那个时代的重视。而从第5卷开始，《新青年》对传统资源的引述都致力于开掘传统思想中的社会主义成分，联系到社会主义后来在中国“渐成时髦”，这当是值得关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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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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