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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室部”论说了房舍、窗栏、墙壁、联匾、山石，是关于房屋建筑、园林文化的内容。如其中所云：“人不能无屋，犹体之不能无衣。”但仅此，也只属于“求暖”的层次，“以构造园亭之盛事，上之不能自出手眼，如标新创异之文人；下之至不能换尾移头，学套腐为新之庸笔。尚嚣嚣以鸣得意，何其自处之卑哉？”而要住得惬意，住出新意，则须“因地制宜，不拘成见，一榱一桷，必令出自己裁，使经其地人其室者，如读湖上笠翁之书”。其论颇饶别致。在这一部分中，李渔还谈到了“贵精不贵丽，贵新奇大雅不贵纤巧烂漫”、“最忌奢靡”、“当崇简朴”的原则，并有一段非常生动精彩的阐释：“凡人只好富丽者，非好富丽，因其不能创异标新，舍富丽无所见长，只得以此塞责。譬如人有新衣二件，试令两人服之，一则雅素而新奇，一则辉煌而平易，观者之目，注在乎易乎？在新奇乎？锦绣绮罗，谁不知贵，亦谁不见之？缟衣素裳，其制略新，则为众目所射，以其未尝睹也。”充分强调了出“新”的重要。
“器玩部”谈及室内摆设种种，如几案、椅杌、床帐、橱柜、箱笼箧笥、骨董、炉瓶、屏轴、茶具、酒具、碗碟、灯烛、笺筒等等，所谓“人无贵贱，家无贫富，饮食器皿皆所必需……然而粗用之物，制度果精，人于王侯之家，亦可同乎玩好；宝玉之器，磨砺不善，传于子孙之手，货之不值一钱。知精粗一理，即知富贵贫贱同一致也”。室内用品的合理摆设。可以见出匠心，可以体现出艺术经营，而最直接的效用，就是可以为人营造出一个具体而美观怡悦的生活环境。
“饮馔部”谈饮食，分“蔬食”、“谷食”、“肉食”，并分别就蔬菜、荤菜、饭食的烹制艺术做了阐述，这是所谓的饮食美学的内容范畴。李渔认为：“声音之道，丝不如竹，竹不如肉，为其渐近自然。吾谓饮食之道，脍不如肉，肉不如蔬，亦以其渐近自然也。草衣木食，上古之风，人能疏远肥腻，食蔬蕨而甘之，腹中菜园不使羊来踏破，是犹作羲皇之民，鼓唐虞之腹，与崇尚古玩同一致也。……吾撰《饮馔》一卷，后肉食而首蔬菜，一以崇俭，一以复古；至重宰割而惜生命，又其念兹在兹，而不忍或忘者矣。”表现了对自然的崇尚。
“种植部”谈养花莳草，分“木本”、“藤本”、“草本”、“众卉”、“竹木”，讲各种花木的习性、栽种，更讲其种养位置及文化蕴含，是为园艺美学的内容。如其中《牡丹》条有云：
牡丹得王子群花，予初不服是论，谓其色其香，去芍药有几？择其绝胜者与角雌雄，正未知鹿死谁手。及睹《事物纪原》，谓武后冬月游后苑，花俱开而牡丹独迟，遂贬洛阳，因大悟曰：强项如此，得贬固宜然；不加九五之尊，奚洗八千之辱乎（韩诗“夕贬潮阳路八千”）？物生有候，葭动以时，苟非其时，虽十尧不能冬生一穗；后系入主，可强鸡而使昼鸣乎？如其有识，当尽贬诸卉而独崇牡丹。花王之封，允宜肇于此曰，惜其所见不逮，而且倒行逆施，诚哉其为武后也。
在这一条里，首先是从牡丹被称为花王的来历谈起，便与一般的养殖谱有了根本的区别，而上升到一种文化的高度。再如《梅》条有云：
观梅之具有二：山游者必带帐房。实三面而虚其前，制同汤网。其中多设炉炭，既可致温，复备暖酒之用。此一法也。园居者设纸屏数扇，覆以平顶，四面设窗，尽可开闭，随花所在，撑而就之。此屏不只观梅，是花皆然，可备终岁之用。立一小匾，名曰“就花居”。花间竖一旗帜，不论何花，概以总名曰“缩地花”。此一法也。若家居所植者，近在身畔，远亦不出眼前，是花能就人，无俟人为蜂蝶矣。
这里还对赏梅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分山游之赏、园中之赏、家居之赏，将天下赏梅的类别涵括无遗了。
“颐养部”分说“行乐”、“止忧”、“调饮啜”、“节色欲”、“却病”、“疗病”种种，总括为养生文化的范围。其“行乐第一”，认为养生之法“行乐先之”；而人分九等，人各有别，处境不同，时地亦异。故李渔又分别探讨了贵人行乐之法、富人行乐之法、贫贱行乐之法、家庭行乐之法、道途行乐之法、春季行乐之法、夏季行乐之法、秋季行乐之法、冬季行乐之法、随时即景就事行乐之法。“忧之未忘，其何能乐”？于是。李渔有“止忧第二”，分列“止眼前可备之忧”、“止身外不测之忧”，总结出止忧之法五点：“一曰谦以省过，二曰勤以砺身，三曰俭以储费，四曰恕以自争，五曰宽以弥谤。”行乐、止游，讲的是调适心态，心情愉悦。“调饮啜第三”，从饮食的角度讲养生的道理。在这里，李渔总结出“爱食者多食”，“怕食者少食”，虽与传统的膳食搭配理论有异，却也不无其道理在。而“太饥勿饱”、“太饱勿饥”、“怒时哀时勿食”、“倦时闷时勿食”，自然都是饮食规律的总结。“节色欲第四”认为：“阴阳之不可相无，犹天地之不可使半也。天苟去地，非只无地，亦并五天。江河湖海之不存。则日月奚自而藏？雨露凭何而泄？人但知藏日月者地也，不知生日月者亦地也。人但知泄雨露者地也，不知生雨露者亦地也。”但“溺之过度，因以伤身”，为此李渔提出了节快乐过情之欲、节忧患伤情之欲、节饥饱方殷之欲、节劳苦初停之欲、节新婚乍御之欲、节隆冬盛暑之欲等。董含《三冈识略》卷4曾不遗馀力攻击“李生渔者……纵谈房中术，诱赚重价，其行甚秽，真士林所不齿者”，应该指的就是李渔书中及其与人讲说颐养的这些内容。“却病第五”提出病未至而防之、病将至而止之、病已至而退之，其中有云：
病之起也有因，病之伏也有在。绝其因而破其在，只在一字之和。俗云：家不和，被邻欺。病有病魔，魔非善物，犹之穿窬之盗，起讼构难之人也。我之家室有备，怨谤不生，则彼无所施其狡猾；一有可乘之隙，则环肆奸欺而祟我矣。然物必先朽而后虫生之，苟能固其根本，荣其枝叶，虫虽多，其奈树何？
养生需要防病，而防病以“心和”固本为法，确能言中款窍，是行家语。病至则需治之，李渔有“疗病第六”，专谈疾病的“治疗”。但他却认为：“药不执方，医无定格。同一病也，同一药也，尽有治彼不效，治此忽效者。”因此他具体开出了数法奇招：本性酷好之物可以当药；其人急需之物可以当药；一心钟爱之人可以当药；一生未见之物可以当药；平时契慕之人可以当药；素常乐为之事可以当药；生平痛恶之物与切齿之人，忽而去之，亦可当药。这也多是他所说的“常见有人病人膏盲，危在旦夕，药饵攻之不效，刀圭试之不灵，忽于无心中瞥遇一事，猛见一物，其物并非药饵，其事绝异刀圭，或为喜乐而病消，或为惊慌而疾退”之列。
于光远先生在他的《论普遍有闲的社会》中曾提出：玩是人生的根本需要之一，要玩得有文化，要有玩的文化，要研究玩的学术，掌握玩的技术，发展玩的艺术。三百多年前，李渔放弃了中国士人“铁肩担道义”的社会政治使命，追求一种“玩”的人生，在“玩”中构建着他那另类的“玩”的文化，不仅自己“诗意”地生活，还以他的理论指导世人去诗意地生活，这在当时或被人诟病，而在我们今天看来，却要服膺他的先知先觉了。
（原文刊于《文史知识》2009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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