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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大学的学术活动非常丰富，学期开始后每天仅以海报形式公布的各种讲座、会议、学生的学术报告就不下20场，另外还有各院系自己组织的不贴海报的活动。我们常听的有东亚系和费正清中心举办的各种有关东亚问题的讲座，主讲者除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外国学者外，也有从中国来的学者和专家团，比如中央编译局的专家团讲解在中国“建立和谐社会”的构想，易中天谈《三国》、北师大李晓西教授谈中国的经济改革等。另外，我们在那里的一年之中，燕京学社每周三中午12点到2点，都会举办讲座，主讲人主要是哈佛大学与亚洲研究有关的学者，但有时也有从外校(比如有名的女子学院Wellesley College)、外国(比如印度、马来西亚)来的学者，话题涉及的范围十分广泛，比如杜维明教授谈“朝向对话的文明：哲学中的一个可能性精神转变”(Toward a Dialogical Civilization: A Possible Spiritual Turn in Philosophy);孔飞力教授谈“为什么研究中国的历史学家应该研究中国的移民?”(Why Historians of China Should Study Chinese Emigration?);Arthur Kleinman教授谈"道德经验”(Moral Experience: Shared Existential Conditions Across Cultures);Peter Bol教授谈“从传记到群体生平学;从文本搜寻到相关数据库”(From Biography to Prosopography; From Text Search to Relational Databases";Michael Herzfeld教授谈“曼谷社区的动态学研究：一个人类学的个案”(The Dynamics of Community in Bangkok: An Anthropological Case Study)等等。讲座备有自助午餐，通常是各种三明治和饮料，听众可以一边吃，一边听，并参与讨论。有的访问学者不愿意跟着课堂听课，而愿意听各种相关的讲座，觉得信息量大，更能反映新鲜的学术思想。我和德明在哈佛的一年中，也和燕京的一些访问学者一道，组织了一个小型的讨论会( seminar)，讨论的话题主要是东亚的社会和文化变迁(包括传统宗教和新兴宗教、跨国婚姻、大众传媒、医药人类学史、文学和艺术等)，每两周一次，参与者主要是来自亚洲(中国大陆和台湾、日本、韩国、越南、马来西亚等)的燕京访问学者，但是也对公众开放，欢迎有兴趣的学者和学生参加。今年6月初，在燕京学社的大力支持下，我们和几位同道一起，组织了“亚洲的宗教、大众文化与社会变迁”的研讨会，邀请了哈佛大学的Stephen Mitchell, Henrietta Harrison以及波士顿大学的汉学人类学家Robert Weller分别担任各场的评议人和主席。研讨会的效果不错，大家准备得都很认真，许多发言人都觉得通过这样的活动(尤其是评议人的评议)，自己很受教益。燕京学社的执行社长Peter Kelley先生在炎热的天气里坚持跟着我们听了一天会，令所有的参加者都深受感动。
总之，在哈佛的一年中，我的收获是多方面的。在学业上，除了学术联系更加广泛、视野更加开阔之外，一些原本模糊的学术追求也变得更加明晰和坚定起来(比如不能为理论而理论，不尚玄虚空谈，而更注重解答实际问题;积极关注当前重大的学术和社会问题;应该打破学科之间的壁垒，融会各学科的长处等等)。在人生的境界上，哈佛的生活也给了我许多的教益，许多哈佛学者的学问和人品，令我不胜钦佩，正如钟敬文先生生前时常提醒我们的：“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仅就此两方面而言，哈佛的岁月对我的学术和生活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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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民俗学博客 2009-11-29 15:50:46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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