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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凉山彝族原始宗教咒术之发达，毕摩文化中咒经之丰富相对应，彝文经籍文献中伴随的是咒经的不断创新和发展。咒语原本是一种祝告之辞，是人们感情激烈、情绪波动时的呼号和内诉形式。
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远古时代，彝人无法理解千变万化的自然现象和自然力，以为人间的祸福、安恙、荣辱、丰欠是神灵主宰，天命使然，或怪异所为，面对自然力的胁迫，彝人便由敬畏崇奉发展到祈祷、祝告。早期的毕摩即鬼主，作为人——神——鬼之间的使者，在引导彝人先民出猎祭山神、播种祭五谷神、放牧祭畜神……等等劳动过程中进行祭祷，遂即产生了愿风调雨顺，无灾无害，收获丰盛，祥瑞安康的祝语颂词。咒语的原生形态就是当时的民间祝告之词。在文字产生以前，这些口颂的祈祝词还不成其为系统，而鬼主作为当时氏族部落的酋长和祭司，他们既指导人事，又通鬼神，在彝人的社会生活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他们既能以歌舞娱神，又能替人祈祷福佑。祈祝之词一开始即被赋予致善去恶的双重功效。使用祈请意味的祝词，希翼神灵福佑以实现具体的愿望;同时也要求神灵驱除邪恶鬼怪，祝告语言中就需要激烈且带有命令口吻的言辞，以祓除不祥。于是加以诅咒、誓词，祝词成为咒语。彝文字一俟产生，并为毕摩所握掌，口颂的祝咒之辞便渐渐记录到了文字之中。随着祝咒活动的频繁展开和祭司毕摩经文著述的风行，祝词咒语逐步向格式化发展，从句式到节奏，都因毕摩的文字记录和诗体创作而趋于固定;而后来毕摩为了使祝咒词更为形象、生动，更富吸引力，便在祝咒之词上发展出有故事、有情节的韵文作品来。所以这便是彝文经籍文献的最初发韧。
随着原始宗教的系统化发展，宗教仪式的日趋繁复和琐细，祝咒颂词也充分发展，相应地出现了与仪式功能相同步的各类宗教经书和典籍，经籍文献的发展也伴随其间。其中咒术和咒仪的不断完备带来了咒语和咒经的丰富以及咒经歌的系统化。不论怎样，即使到了今天，原始咒辞反映在彝文经籍文献的咒经类作品中已不是其原始的面貌了，但其致善去恶的两重功效始终是统一为一体的，且没有发生内涵本质上的变化。故在概念上我们把这类经籍称之为咒经或许更为恰当和贴切。咒经是彝文经籍文献的雏形和早期形式。
祝咒之术是人类最原始的巫术之一。中国古代各民族也普遍存在着对祝咒的信仰。汉文典籍中被称为最古老的民歌《伊耆氏蜡辞》即是一种原始的祝咒之词：“土反其宅，水归其壑，昆虫毋作，草木归其泽。”以咒的形式，命令水土草虫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尚书·无逸》中所谓“厥口诅祝”，按孔颖达《正义》的释义，也就是“告神明令加殃咎”。《诗经·大雅·荡》有“侯作侯祝，靡届靡究，”所谓“祝”就是诅咒。《山海经·大荒北经》记载的黄帝让田祖叔均追赶天女魃，以求雨解旱。其令曰：“神北行!先除水道!决通沟渎!”此即一种咒语，句式精悍，语气铿锵。我国道教的开创之初，咒语作为一种独特的方术，受到道教中人的重视，他们一方面继承，一方面仿造和创新。魏晋时期的道教经典中就收录了大量的咒语，并形成系统，诸如真文咒、三皇咒、洞渊神咒、上清咒等等，这些咒语经诗以其独特的思想内容和艺术手法，构成了早期道教文学的一支主脉。①印度上古吠陀文学中的《阿达婆吠陀本集》(Atharvavedasamhita)即咒语经诗的结集，由当时的拜火祭司撰著。其最古老的名称是《阿达婆安吉罗》( Atharvangirasah)，“阿达婆”即祝福咒语;“安吉罗”即驱邪咒语。这些咒语经诗“表达了吠陀时代印度人民征服自然和社会的强烈愿望，富有主观色彩。而这种强烈的主观感情正是诗歌的要素之一。它配上形象的比喻和铿锵的诗律，形成了某些巫术诗歌的艺术魅力。”②彝文经籍文献中的咒经大多以彝族传统诗歌形式——五言体为存在形式，包容在毕摩的宗教经籍之中，其独具特色的内容表现和形式艺术，对经籍文献的形成和发展都有重要的意义。
在凉山彝族文献的传统分类法中，往往将毕摩的宗教经籍分为尼术类(斋祭经类)、库色类(占卜经类)和斯吉类(驱咒禳祓经类)，咒经大多流存于斯吉类经籍中。彝区各地的彝文咒经都十分丰富，分类不尽相同。一般都从诅咒对象上划分为两个大类，即咒人经和咒鬼经。笔者在凉山彝区进行田野作业时，就此向美姑著名世传毕摩曲比索莫老人作过专门调查。曲比索莫毕摩个人的家传经书在文革劫难中遭没收焚毁之遇后，现尚存一百余卷，老人将之分为措毕(送灵)、晓补(反咒)、措日措茨(咒人咒鬼)、乌哦丕(治病)、尼日毕(咒未婚女鬼)、库色特伊(命书)、哟丕基(占卜)等几个大类，其中咒经占了相当的一部分。据老人讲，过去凉山毕摩的咒经十分丰富，他们这个家支世传的咒经就有以下十三类册：⑴《措日哈木列》，系咒人经，以人血写成的咒经;⑵《尼阿洛立则》，速死经，起咒后两天内必死经;⑶《阿居苏木涅》，用狐狸血写成的咒经;⑷《甲谷车达则》，用鹿血写成的咒经;⑸《武狄伟沙则》，以豺狼血写成的咒经;⑹《纳里尔格约则》，以活狮血写成的咒经;⑺《索塔瓦来则》，以岩鹰等三类飞禽的血写成的咒经;⑻《德尔苏俄则》，狐狸叫一声对方绝九代经;⑼《吉斯丕之则》，以无尾黄蜂的刺蘸血写成的咒经;⑽《曲布卡哈则》，大毕摩曲布的圣语神言咒经;⑾《别尔瓦木几》，以神兽的血写成的咒经;⑿《协黑特伊》，反箭防咒经;⒀《惹克特伊》，反咒经。以上十三类册咒经中的⑴、⑵两类效力最强，平日不能放于家中，只能藏于山岩上，在用其它咒经无效时方可使用。从上所述，这些咒经名目大多来源于交感巫术，其中或以飞禽猛兽之血书咒语，或以黄蜂利刺写咒文，或以利箭狐鸣为咒兆，或以大毕神言为灵语，我们即使不深究其具体内容和咒仪，也能窥见其中的巫术心理及语言文字中的魔力崇拜。这种思想构成了祝咒之术的心理土壤，也促成了经籍文献中咒经的发展。
从语义角度来考察经籍文献中的咒经，不外乎包括诅咒和祈祝两个方面的内涵，而在具体的作品中，这两方面的内容往往又是交织在一起的，难以分解开来。从祝咒对象来看，笔者认为咒鬼类咒经的产生和形成要早于咒人类咒经;后者是随着彝族社会的分化和发展，随着奴隶制战争和征伐迭起迭复的现实需要而出现的，是原始咒语的支配对象从超自然物转向社会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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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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