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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作家的叙事立场、文化背景往往决定着他的审美追求，而一个民族作家的共同审美追求又往往决定着一个民族的文学品质。“布农族的思维模式就是把口传文学和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是再自然不过的平凡生活经验。所以作家很自然的在写作时，会将口传文学与创作结合。”许家真：《口传文学的翻译、改写与应用》，台北：清华大学文学研究所，2006年1月，第94页。不仅是布农族的作家，所有山海文化孕育的当代当地作家都会在创作中自觉糅合族群的口传故事、神话和谚语、禁忌等。尽管这些神话和歌谣会因族群相异而有所不同，但当地作家把族群口传文学视作重要的创作素材和灵感来源却是一致的。他们以谚语、禁忌的述说和神化、传说的钩沉，去再现口传文学的历史语境和民俗场景，进而表达出对族群传统文化的省思和对族群历史的关怀。列维施特劳斯曾经指出，神话只可能在空间意义上消亡，它可以穿越时间改变存在形式。颜翔林更明确表示：“现代社会的科技发展终结了古典神话，然而，神话思维却以变形的方式潜藏于人类的精神文化活动之中，转换为一种现代意义的神话方式，继续发挥着重要的功能。”颜翔林：《现代神话与文艺生产》，载《文学评论》，2007(4)，第196页。当地作家从小与山海为伍，耳濡目染本族群的口传文学，民族丰富的口传文学尽管丧失了其原生语境，但口传文学的创作思维却被当地作家所汲取和承袭。口传文学的口语化的言说方式，生活场景的展示，浪漫的想象，夸张的笔法，山林海洋的壮阔之美和深厚的民俗文化等都深刻地影响着当代当地文学的创作，并塑造了当代当地文学特有的审美气质。我们在汉语创作中很难看到“过了公牛一次小便的时间”的表达方式，也很难理解“他们的重逢宛如寻得失去的琉璃珠般那样兴奋”所蕴藏的文化内涵，应该说当代当地文学是其“民族叙述的直接文字转换”，更是口传文学的历史延伸。我们从拓拔斯·塔玛匹玛的《最后的猎人》、夏蔓·蓝波安的《冷海情深》、游霸士·挠拾赫的《妈妈脸上的图腾》等人的作品中能够有所感受。当代当地作家把口传文学与文字文学有机结合，实现了其民族在文学创作上的突破，其中的口传文学还被装饰成民族文学和文化身份的标志。在对当地文化的体认和美学风格的自觉追求中，当地作家不断地深入族群传统文化的丛林中，去认识和审视自己的族群文化，建构精神联盟。当地文学鲜明的审美个性追求和民族风格，与当代台湾地区主流文学有着较为明显的差异，而这种差异拓展了当代台湾文学的深度与广度，催生了台湾文学多元化格局。而这，正是当代当地文学的价值所在。
“如果有一天/我们拒绝在历史里流浪/请记下我们的神话和传统。”布农族盲诗人莫那能悲怆的诗句，是文化弱势的民族的心声，也是当地知识分子的行动宣言。在历史的长河里，台湾当地人口传文学的传播机制和述说的意义可能随时而变，但这个充满智慧的文化对其的重要性依然未变。在建构族群主体和文化尊严的进程中，台湾当地作家以回归传统的姿态去拯救日益湮没的族群文化，这不是无奈的避退而是民族自信的表现，虽然他们的努力面临着很大的挑战，但会更令人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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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作家网 2010年02月02日14:55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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