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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分值得庆幸的是，在我的学术生涯中，能有机会成为中日南方稻作农耕民俗文化考察队的一员，随同福田先生行进在民俗的田野。记得我在《怀念张紫晨先生》一文中曾写过如下一段话，“1990年，中日南方稻作农耕民俗文化联合考察开始。此次考察由中国民俗学会与日本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首次合作，组成中日民俗学者联合调查团，进行为期3年的中日南方稻作农耕民俗文化考察与研究。这一计划是由日本历史民俗博物馆民俗部的坪井洋文教授、福田亚细男教授访问北京时向中国民俗学会提出的，得到钟敬文先生的同意和支持。后因坪井洋文先生去世，由福田先生实施这一计划。此次考察，考察团团长是福田亚细男先生，副团长是张紫晨先生和我。中方学者有刘铁梁、周星、白庚胜、何彬、巴莫曲布嫫、尹成奎和江苏的周正良、浙江的朱秋枫先生参加。20多位中日民俗学家混合编组，在中国江苏的常熟、浙江的兰溪、丽水畲族地区，日本的茨城县、千叶县、冲绳县进行深入细致的农耕民俗文化考察。”没想到这一考察被福田先生以不同的课题和经费支持，延续至今。
此次考察之后，我还参加了佐野贤治先生组织的西南中国民族民俗文化考察，也是历时三年完成。之后只知道福田先生仍在进行浙江民俗考察，具体情况就不得而知。只是在2008年应邀在宁波参加过“中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鄞州论坛”，这次论坛的与会者大都是中日民俗文化联合考察的学者，领军的是福田先生，成员却大都是新人，我大概也是作为嘉宾被邀请出席的。中日民俗考察好像与我有割不断的缘分。
贺学君研究员（后排）、作者（前排左）、福田亚细男教授（前排右）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正是中国民俗学恢复和重建时期，套句官话叫“百废待新”。那时的中国民俗学最缺乏的是田野经验，中国学者也无力(财力)从事田野作业，所以中日联合考察无疑是送来一阵春风，解决了燃眉之急。20年过去了，当年参加考察的青年学者步入中年，中年学者步入老年;当年的讲师如今成了教授、博导，变化是巨大的。就以这部分学者来讲，考察中的获益，不仅直接影响了自己的学业，也影响了他们所从事的事业。福田先生在总结中日联合考察经验时说：“这个项目主要是以中国浙江省和江南地区的调查为主，20多年来，有很多中日学者参加了调查，并培养了中日年轻学者的田野经验。项目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中国当时正是改革开放初期，民俗开始复兴和繁荣起来。这个时期调查内容主要是祠堂、族谱。第二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后期，这个阶段中国的村落与日本农村以前发生的过疏化一样，年轻人外出打工，村落中共同完成某件事情的现象少了。第三阶段是进入21世纪，主要围绕古村落街区的保护与修缮，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制度的健全完善过程。这三个阶段的调查顺应了中国农村社会的变化，中国现在最大的课题非遗保护也是我们研究的课题。所以，我们应该承前启后地进行工作，一定会取得很好的成果。”
小熊诚教授（左）、作者（右）
考察帮助年轻学者取得田野经验是最重要的，而这种经验的取得必须有导师带领和指导。福田先生以他严谨的学风，指导中日民俗联合考察20年，实际影响了中国民俗学的研究，功不可没。回到中国民俗学的现实，毫不客气地说，中国指导研究生田野的做法是牧羊式的，很少有导师的参与指导，这也是研究生(包括硕士和博士)培养的缺陷。
我们从中日联合民俗考察中能获得有益的经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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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网 2010年8月11日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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