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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写经与修功德
隋唐时期，人们崇信佛教，修行功德的一种常见形式是斋僧。通常情况下，官府会在求雨的时候举行斋僧法会，有时候，他们也会用斋僧的方式来为在各种战争中阵亡的将士超度荐福。在民间，因为病愈而斋僧，为了报恩而举行法会的事情也十分普遍。隋炀帝大业年间，昆明池北白村的村民为了感激僧人普安为他们治病的神效，就曾经自发的举行大斋，表示敬念。在当时，只要经济力量许可，一般的平民百姓都有供养佛教僧人，请他们替自己念经的习俗。唐代的时候，京师安邑坊的居民张频曾经供养了一个佛教僧人，“僧以念《法华经》为业，积十余年” 。[11]靖泰坊的杨希古崇奉佛法，他经常在家里供养佛教僧人，陈列佛像，布置上幡盖，作成一个道场的样子，杨希古每天凌晨进入道场，以身俯地，让僧人蹲在自己身上念诵《金刚经》三遍。[12]桂林有一个姓薛的人也在家里供养了一位法名叫作道林的佛教僧人，道林“道德甚高”，薛氏一家对他“瞻敬尤切，如是供给，十有余年”。[13]
忏法本来是佛教僧人举行的一种悔除以前所犯罪过的修行活动，这种佛事活动从晋代著名僧人道安那里开始举行，经过南北朝的发展，到隋唐时期，忏法在社会上已经非常流行了。这一时期的忏法已经从佛教僧人以“灭罪生慧”为目的的自我修持的个人行为，变成了世俗大众的一种日常的宗教生活。信奉佛教的人们给佛教寺院或者是僧人施舍一定数量的钱物，指定佛教寺院为他举行某种忏法，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来为自己或者是家人增益福德，免除灾难。在唐代，社会上最为流行的忏法是僧人知玄所作的慈悲水忏。
北朝时期，皇后被废往往出家为尼[14]。隋唐时期，在整个社会普遍崇佛风气的影响下，很多妇女往往在丈夫去世以后，就到佛教中去寻求精神寄托，常年吃斋念佛。唐太宗贞观十四年(640年)，右骁翊卫翟瓒的妻子刘氏，“良人捐背，以贞洁之操，逮孀孤之始。遂乃融精觉道，肃虑真源，照生灭于禅心。……证空有于法性，……宁俦专一”。[15]武则天的时候，朝议郎周绍业的妻子赵氏在丧夫之后，“屏绝人事，归依法门，受持金刚、般若、涅槃、法华、维摩等西部尊经，昼夜读诵不辍……又持戒行”。[16]唐玄宗开元年间，有一妇人张氏在丈夫死后，“精心释门，使二子出家，家如梵宇” 。[17]唐玄宗天宝年间，南海番禺县主簿的妻子田氏“中年悟道，雅契玄关，常读维摩、法华，诵金刚、般若，仙舟自超于法海，智刃久断于魔军”[18]。
北朝隋唐时代，信佛者普遍把抄写佛经作为消灾祈福的重要途径。从敦煌文书和石刻题记的发愿文看，一般要请专业抄经手抄写，称为经生。《太平广记》卷109《昙韵禅师》记禅师欲写《法华经》，无人同志，“忽有书生来诣之，仍以写经为请。禅师大欢喜。清旦食讫，澡浴，著净衣，入净室，受八戒，口含旃檀，烧香悬幡，寂然抄写，至暮方出，明复如初，曾不告倦。及缮写毕，乃至装褫，一如正法。”这种写经的“正法”在写经题记上可以得到印证。日本书道博物馆藏凉安乐二年(620)的一份题记记载了当时的写经情况：
弟子等减割一米之余，奉为亡考亡妣、七世先灵，敬造《维摩经》一 部、《华严十恶经》一卷。弟子烧香，远请经生朱令辩用心斋戒：香汤洗浴，身着净衣，在于静室，六时行道。写经成就，金章玉轴、琉璃七宝庄严具足。
安乐三年三月十四日写讫，弟子阎硕供养。
沙门玄叡受持。(页882)
这条题记不仅写明了写经发愿的缘由，而且具体描写了经生写经的肃穆气氛和写经後的精美装帧。写完的佛经如何处置?最后一行有“沙门玄叡受持”的字样，由于其字迹有别于其前的题记，所以还不好判定是否该经写毕，就由沙门玄叡受持。从其他一些写经题记来看，发愿人写经的去向有三：一自家供养，如有人“写此《大般若涅槃经》一部，读诵受持，供养恭敬，尊重赞叹”(页860)。二当地流通，如有人“敬造《佛名经》一部，流通在世。”(页853)又如“大业十三年，佛弟子张佛果为刘士章善友知识敬造《宝车经》一卷，流通读诵、讲说修行”(页879)。三置诸寺院，如龙朔二年(662)七月尉迟琳等“敬于云际山寺洁净写一切经”，“此经即于云际上寺，常住供养”(890)。
阎硕的写经手续比较简单，一些达官贵人的写经，有严格的写经、校对和审定程序。如斯2838高昌王女发愿写《维摩诘经》卷下之後有“经生令狐善欢写，曹法师、法慧校，法华斋主大僧平事沙门法焕定”。然后才是发愿人的题记。长安的皇家写经更是宏大的场面，敦煌文书中的一份咸亨四年(673弘文馆楷书令史任道抄写的《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其下题名除三校之外，还有详阅三人，判官、使官各一人等一批法师和官员。[19] 多的时候官方写经班子需要十一人。[20]
民间可能存在专门的经坊和写经人，并且以此为业。《太平广记》卷109《尼法信》说尼法信出数倍的价格请“工书者一人”，辟出净室精写《法华经》。经卷的买卖也会出现。《太平广记》卷99《刘公信妻》提到：“有一经生，将一部新写《法华经》未装潢者转向赵师子处质钱。”《太平广记》卷109《李氏》条记李氏拟作《法华经》，“已付钱一千文与隐师”。隐师是当地的一位禅师客僧，他“雇诸经生，众手写经”，花了七天为李氏写经。[21]这些都可以见到用钱买所写经文的事例。寺院及僧侣靠为人写经收取报酬。《冥报拾遗》载某任五娘请其姊“为作功德救助”，因为经济困难，把任氏的衣服，“送净土寺宝献师处，凭写《金刚般若经》”[22]。敦煌文书P.2912号背面《康秀华写经施入疏》记载：康某为“写《大般若经》，施银盘子叁枚共三十五两。麦一百硕，粟五十硕，粉四斤。”这些东西施给寺院“炫和尚手掌货卖，充写经直，纸笔墨自供足。”[23] 同一文书上的《炫和尚货卖胡粉历》记录了出卖胡粉得麦(麦子相当于流通的货币用)的情况，其用途并不全在写经。说明寺院只要交付一部缮写的《大般若经》即可，不必把施主施人写经的钱物直接用于写经的开支。[24] 此处所既虽然是吐蕃统治时期敦煌的情况，但亦可以与内地文献史料的记载相互补充发明。
抄写经文的目的，根据唐临《冥报记》所收诸例，大多是因为生前作孽残害生灵或者诋毁佛法、不做佛事而被拘至阴司拷问，最后因为写经念佛而得免。这是属于写经消灾一类。更多的写经者是采取积极的态度，即写经是为了某种目的(所谓种福田)，就像求医问药、烧香许愿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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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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