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可能在许多人眼中，新社会史就是一个辫子已剪、长袍未去的假洋鬼子，
因此新社会史需要防守，它需要战略地摒除那些先入为主的偏见，
从而向更多的读者展现它的勃勃生机。
《事件·记忆·叙述》是一本很有意思的书。其中收录了1篇序言、9篇研究论文和3篇研究动态评述。作者中有中国史学界的新锐，也有日本中国学专家，他们或者成长于躁动不安的本土史学氛围，抑或饱受欧美理论的熏陶。比起作者的国籍和研究背景，更有意思的是他们的研究成果。虽然都是研究中国历史，但是论文后面所列的英文参考著述恐怕比中文文献还要多。再看看研究的问题，街头巷尾的市井生活、行将腐烂变质的尸体、香堂上滴落的鲜血、村头巷陌闪现的黄鼠狼、刺猬和长虫都粉墨登场。这些从未被正史和史家留意的“东西”在主编孙江麾下一班人马的笔下，成为复杂历史事件、传达着某种深刻记忆，也完成了一个个新社会史的叙述。
不过，此书更大的意义并不在于使这些怪异甚或是荒诞的“东西”为新社会史招兵买马，而应视为新社会史研究取向对日渐喧哗的中国史学界和史学研究的一次防守反击。新社会史需要防守，因为这个在欧风美雨浸淫下成长起来的新事物用极短的时间以猛烈的态势挤入中国史学研究大家庭，鱼龙混杂的西洋理论、应接不暇的海外大家，还有光怪陆离的新新名词都是读者心中新社会史的典型标记。可能在许多人眼中，新社会史就是一个辫子已剪、长袍未去的假洋鬼子，因此新社会史需要防守，它需要战略地摒除那些先入为主的偏见，从而向更多的读者展现它的勃勃生机。最好的防守就是进攻，在本书中用以进攻的三件利器就是新社会史研究取向下的“事件”、“记忆”和“叙述”，他们分别揭示了历史研究中的主观与客观。
复数和小写的事件
主编孙江的序言是一个不错的开场白，虽然文中并没有将其后9篇文章的传接线索逐一点明，但是它清楚地表达了新社会史浮出水面的客观环境和基本意图———这是中国学者对传统史学革新和应对后现代理论挑战的又一次集体尝试。
历史事件是史学研究的基本客体，史学家也把从零散事件中总结规律作为研究的主要目标，目的论框架下的治史眼光和读史过程逐渐被后现代理论所质疑，如孙江所言，经历转型的欧美史学研究开始“追求以非目的论为可接近之目标，以意义的阐释为叙述方法的复数的、小写的历史。”如何在历史事件中发现复数的、小写的历史，王笛对清末民初成都的街头政治的研究和王冠华笔下1905年抵制美货运动都是不错的范例。
在王笛那里，政治史和社会史都是可以小写的，因为政治运动和社会变革从来就不是少数先驱和领袖所能垄断的。同样，惊天动地的革命不仅可以发生在衙门、市政厅和战场上，它们也体现在芸芸众生日常起居的大街小巷中，这样的研究视角决定了成都的街巷成为王笛分析近代微观权力斗争的绝佳场所。在这里，地方精英与平民通过一次又一次抗议风潮，摧垮了清政权的统治基础；民国初年对国家权力的诉求又逐渐将地方精英的势力范围逐渐蚕食；随之而起的市政建设和社会改良运动触动了平民街巷生活的根本；最后军阀政府的横征暴敛又一次将地方精英和平民推向联手反抗的对立面。
王冠华研究的事件是复数的。声势浩大的抵制美货风潮从表面上看是统一领导、团结一致的群众运动，而隐藏在标语、口号、决议和行动后面的是一个个利益集团。认识到运动参与者之间的差异，就可以把历史上一次又一次的集体行动（collectiveaction），理解成内部利益调整磨合的过程，运动成败的个中原委也可通过研究内部利益分配和目标调整的曲折来解答。
记忆的客观和主观
如果说“事件”一词包含了历史学家对研究对象客观性的肯定和探索，那么本书标题中的“记忆”一词则向读者传达了强烈的主观意识。这样一种主观意识可以溯源至欧洲启蒙运动时期对个体思想和人本精神的推崇，也是19世纪末现代主义和象征主义滥觞的结果。这一系列思潮强调个人感觉经验与外在客观事物的互动，强调主体主观思维过程在理解复杂事物过程中的主导地位。在这一条思想发展线索下，后现代主义提出了“‘作者之死’、‘（历史是）制造虚构的运作’、‘文本之外一无所有’、‘现实如虚构之虚’”等概念，从根本上质疑历史研究和文本文献本身的客观性。
继续浏览：1 | 2 |
文章来源：光明书评 2004-08-11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