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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文化的顽强生命力
在研究成都茶馆的过程中，我为地方文化所展示的强烈的生命力而感叹。茶馆在城市改良、政府控制、经济衰退、现代化浪潮的冲刷中，随机应变地对付与其他行业、普通民众、精英、社会、国家之间的复杂关系。这种灵活性帮助茶馆在经济、政治以及其他危机中生存，茶馆这样的小商业成功地铸造了防止现代性进攻的“万里长城”。人们在茶馆追求公共生活和社会交往，那里也是信息交流和社会活动中心，茶馆甚至成为地方和全国经济、政治、文化演变的晴雨表。由于茶馆对市民日常生活具有重要作用，它本身又是多样的、复杂的，各个政治和社会集团都试图对其施加影响，加以利用，使之成为社会改良和政府控制的对象。而利用国家文化改造地方文化，便是其中措施之一。
传统中国城市的发展，多受制于生态环境、地理交通、市场网络以及经济地位等诸多因素及条件，城市空间和文化多是自然形成的，并无一个“总体规划”或全国的统一模式。因此，中国各城市呈现出结构面貌、经济功能、地方管理、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等方面的复杂性，形成了丰富多彩的地方文化。晚清以降，现代化潮流冲击整个中国，随之而来的城市改良运动，便是按照一个统一的模式来改造城市，强化政治以推动国家控制，反映了整个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一体化的趋势。但令人惊奇的是，任凭茶碗中波澜翻滚、茶桌上风云变幻，茶馆和地方文化仍然能够坚持到最终胜利。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当时激进茶馆及其文化的捍卫者，也显示了从他们的内心深处对所支持的茶馆和坐茶馆的生活方式缺乏坚定的信心，虽然他们竭力为茶馆辩护，但仍然相信最终新的公共设施将取代茶馆。虽然他们反复强调茶馆的功能，但似乎也同意茶馆是“旧”的东西，社会“进步”之后，茶馆终将消亡。但他们完全所料未及的是，在半个世纪以后的今天，社会的确已经有了巨大进步，甚至可以说是翻天覆地的变化，看起来可以轻易取代茶馆的新公共空间层出不穷，中国传统中的许多东西都永远消失了，但成都的茶馆不但没有消亡，反而繁荣到了史无前例的地步。
小茶馆，大社会
研究微观历史，最受史料限制。从1995年我着手写《街头文化》一书起，便竭力发掘关于成都茶馆的细节资料，然而困难重重，直到2000年在成都市档案馆翻检出珍贵的关于茶馆的档案时，才真正使我进入茶馆这个城市的微观世界有了可能。在成都市档案馆阅读那些卷帙浩大的案卷时，一份又一份有关茶馆的档案浮出水面，当时激动而兴奋的心情，仍然记忆犹新。甚至回美国路上也不放心将资料托运，一直随身携带，不敢须臾离开自己的视线，生怕有任何闪失。
回到美国，当我仔细通读这些档案资料时，茶馆这个微观世界的秘密在我脑海里徐徐展开：晚清和民国时期整个国家政治动荡，经历着经济、社会、文化变迁之时，一个内陆城市的日常生活是怎样进行的？人们在那里怎样进行聊天、消遣、娱乐等各种休闲活动？但茶馆远远超出其休闲功能，实际上，它是一个社区中心和地方政治的大舞台，亦是一个复杂的社会机构，是当时为数不多的公共空间之一，是人们能够承受的公共生活而且乐意光顾的最大众化的设施。
把茶馆作为一个“微观世界”来分析，便涉及若干相关问题：微观世界能否反映大的社会，微观世界的个案能否说明外边更大的世界？另外，根据小的个案得出的结论是否可以推而广之到更大的范围？研究中国的人类学家经常以一个小社区为基地，力图为理解大社会提供一个认知模式，也经常被类似的问题所困扰。一个小社区是大社会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然而又不能完全代表那个大社会，因此其仅仅是一个“地方性知识”，或者说是“地方经验”。尽管有这样的限制，地方知识至少提供了对大社会的部分认知。本书并不企求建立一个普遍的模式，或者确立一个中国城市公共生活的典型代表，而是提供一个样本和一种经历，以丰富我们对整个历史、社会和文化的理解。总而言之，微观历史的意义在于为理解城市史的普遍规律提供了个案，不仅深化我们对成都的认识，而且有助于理解其他中国城市。
因此，微观研究的关键在于研究者是否能够把对历史的认识上升到一个更广义的层次。当然，在我们研究大众文化、一般民众、日常生活时，也应该重视那些具有普遍意义的重要事件。一方面，对微观和下层的研究，使我们能观察那些在社会底层知之不多的现象；另一方面，对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事件的考察，可以加强我们对政治和日常生活的深刻理解。这种取向使我们在研究微观问题时，也充分注意到宏观的历史事件。虽然微观历史津津乐道那些微不足道的细节或“小历史”，但其所揭示的问题有助于我们理解“大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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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华读书报 2010年5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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