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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孝通是中国人类学本土化第一人
记者：现在对人类学有这样两种看法：一种认为人类学更多的是学者的自娱自乐；另一种则认为当前中国人太偏重于物质追求，这正是许多人存在焦虑感的重要原因，而人类学能在缓解这种焦虑以及促进社会长远发展方面作出独特的贡献。您怎么看这些观点。
郝瑞：其实很多发展中国家，跟中国的情况都有类似，我认为人类学会作出独特的贡献。孙中山曾经想建立五族共和国，其实中国那时不只五个民族，还有很多不同的民族。孙中山依靠的就是人类学知识。到了20世纪50年代，中国的民族工作者对各少数民族文化和语言进行抢救，由此可以看出，人类学家为国家的发展是作出了贡献的。当然中国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人类学的调查研究工作基本停止了，但也有部分学者由于种种机缘还在坚持做，比如四川大学刚去世的李绍明，当时他被送到位于民族地区的五七干校，虽然不做正式的调查，但他可以与当地人接触，考察民族文化问题。中国改革开放以后，人类学整体上有了一些变化，这与人类学的本土化有关系。
记者：您怎样看待人类学本土化这一问题？
郝瑞：我觉得人类学本土化是一个难题。实际上，中国真正将人类学本土化的第一人是写了《乡土中国》的费孝通先生。清代中国就有人研究人类学，至少研究的是一种民族学，但五四运动以后，中国传统的人类学大部分被放弃了，开始学习西方，民族学、民族志、人类学等等都是从西方“拿来”的。费孝通也是伦敦大学毕业的博士，但他回国以后，认为西方的一些观念并不适合中国社会的情况，特别是“团体”这一概念。很多人说西方是个人主义国家，东方是集体主义或者团体主义国家，但是费孝通反对这一说法，他认为东方的国家并不是团体格局，而是一个差序格局，就是说人们之间的关系是一个网络。他当时没有用网络这个词，但其实是他发明了网络分析，比欧洲的社会学家要早。
主观的观点也有其好处
记者：您在多篇文章中提到田野调查中遇到的诸多困惑。有人提出，连化学反应方程式也只是就理想状况而言的，人文学科的田野调查也只能是尽可能的客观。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郝瑞：人类学者长期在一个地方居住很难保证客观，研究对象很可能变成朋友，我认为主观并不一定是坏事。应该承认主观性的存在，能够分析自己的立场，从主观的角度来看某一个文化、某一个群体。
我想，人文学科如果做到客观，这不但是一个社会科学的问题，也是一个哲学问题、知识学问题。我们知道本物是我们所看不到的，因为我们要通过我们自己的思考、认识和语言，才能认识到某一个对象。所以我知道的不是这个事物，我知道的是我的脑筋、我的思想能够了解的这个事物。所以有时候完全客观是不可能的。
完全客观或主观都是不可取的，我的意思是说可能你要故意的主观一点。为什么呢？主观和同情可能是一回事，也可能相反。允许主观的观念被接纳到我们的分析里面，我们才能把同情、感情这些很重要的部分都纳入到我们的写作中。所以我认为在有些方面，比如说人口统计，这是需要非常客观的。但是对于文化领域的一些比较深的内容，用主观的观点也有好处。因为语言和语言的对象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比如说羊，在英文当中所说的是两种动物，一种是sheep，一种是goat。但在中文里，被分为山羊和绵羊，如果你问中国人，他们会说山羊也好、绵羊也好，反正都是羊。而美国人会说是两种动物，一种是sheep，一种是goat。所以我认为语言和语言的对象也互相影响。这也引起另外一个问题，要想真正做好人类学研究，就要学好语言。因此我觉得中国的人类学家，特别是汉族学者，应该多学习少数民族的语言，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深入一种文化。
“民族”概念翻译中的难题
记者：您一直提倡将民族译为“minzu”，而中央民族大学的英文名称也在2008年11月由“The Central University of Nationalities”改为了“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请您借此谈谈对东西方民族学、人类学学界在概念翻译上的看法及建议。
郝瑞：我估计中央民族大学改名字不是因为我，但是中国的很多学者是知道我的，当然不只是我，还有其他一些美国和欧洲的学者也认为“民族”没办法翻译成英文。我曾经写过一篇关于一些关键词的文章，例如中文的民族、主权、群体、国家、政府、官方、种族等等，不能与英文直接对译。
我有一个中国学生，他的博士论文对民族这个词作了一个分析，他说民族其实有三个含义，具体由语境来决定。一个是民族等于国家，包括所有的公民，也可以说是在民族主义这个思想里面，一个国应该是一个族，比如法国民族、中华民族、大和民族等，这是一种解释。中国是一个中华民族，但中华民族里面又有56个民族。民族里面怎么还会有民族？因为这56个民族是另外一个含义，即民族的第二个含义族群，相当于英文里面的ethnic group。但还不完全一样，为什么呢？ethnic group的定义是比较靠近自我意识、自我认同。这个民族是比较依靠一些比较客观的标准来辨别的。
最近有人写过关于中国20世纪50年代民族识别工程问题的文章，指出当时一般并不是按照斯大林的所谓四条原则：共同地区、共同语言、共同经济、共同文化来进行民族识别的，因为时间不允许。当时是完全按照语言分析而定义出来的。所以虽然他们表面上是按照所谓的斯大林的标准，其实使用的是以前的民族学留下的一些语言的分类来分辨和识别民族的。这里还涉及族群这个概念，族群可能是香港或者台湾地区首先使用的一个术语，认为族群是一个政治范畴，而不是科学范畴，政府政权需要行政，为了行政需要这些范畴，但这并不等于科学所认识的群体。民族的第三个含义是少数民族。汉族是56个民族之一，但是你要说到民族地区去，肯定不是汉族地区，而是指少数民族地区。所以民族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词。把它翻译成英文，有好的翻译吗？没有。翻译成ethnic group，它太大了，也太硬了；翻译成nationality，但是nationality只和民族的第一种含义是对等的。中华民族是个nationality，但是哈尼族、毛南族等他们不是一个nationality，nationality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有独立的政权，所以这个翻译也不正确。不能翻译的倒不如干脆把它音译出来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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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0-07-22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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