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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族民众对于洁净与不洁的二元区分，洁净是目标，但是洁净状态并不能长久维持，不小心就会打破洁净状态，导致不洁。为了完成从不洁到洁净状态的转化，民间产生了禳解仪式即向洁净转化的仪式。与禁忌作为警告相比较，禳解仪式是在不洁成为事实之后采取的解决措施。这样，洁净、不洁及禳解仪式三者之间形成了一种关系。启动禳解仪式，本身说明已经有不洁的因素存在，需要利用禳解仪式来除去不洁。而只有举行禳解仪式以后，才可从不洁转化为洁净状态。在这种民间逻辑思维的支配下，当人们意识到生活中有不洁存在时，就通过禳解仪式来除去不洁，净化生存的空间。即通过禳解仪式，完成不洁向洁净的转化，创设比较安全、健康的生活环境。
三、洁净观念的转换仪式及禁忌的心理根源
如上所述，既然“不洁”已经成为事实，即将或者已经危及人们的安全，如何禳除“不洁”便成为当务之急。为了禳除“不洁”，土族民间形成多种禳解仪式，大致可以分为“祈求型”、“驱赶捉拿型”、“半祈求半主动驱赶型”等类型。祈求型侧重于通过对恶灵的祈求来达到禳除不洁的目的；驱赶捉拿型则是对导致不洁的因素采取主动驱赶捉拿的方式，通常在恶灵法力较弱，人力可以控制时运用；半祈求半主动驱赶型具有软硬兼施的意味，连哄带吓唬，要让导致不洁的鬼神离开。
对于不洁的禳除，民间一般称为“安置”，就是将引起不洁的因素进行安置归位，恢复常态的过程。根据恶灵危害的范围大小，或者恶灵法力强弱，采取不同规模的仪式，有家庭层次、家族层次、村落层次等。当某一家庭内部出现不洁时，由掌握简单禳除手段的家人进行禳除，稍严重的约请法拉（巫师）来到家里，通过神灵附体，禳除不洁因素，民和土族也请阴阳先生禳除，由于仪式限定在家庭内部，参加人数较少，花费也少。如“撒送拉”就是一种比较典型的家庭层次的消灾禳解活动。届时，在碗中装满麦麸，用头巾把碗盖起来，从碗底部位抓紧头巾，在被沾染者头顶边晃动，边说一些让恶灵吃饱喝足快快离去、让被沾染者尽快恢复常态的话语。在说过一遍后，打开头巾，若发现碗中麦麸少了一些，加满再重复两遍。最后，用钢刀挑起碗里凹陷下去的部分麦麸，连同烧的纸灰、水等送到大门外，然后迅速返回家中，紧闭大门，意味着把恶灵送走了。在家族层次，由于举行仪式规模较大，多由专门的神职人员来主持仪式，少则一位，多则约请法拉、阴阳先生等同场合作做法，有时甚至还约请喇嘛、“眼见鬼”乃至“苯苯子”（苯教巫师） ，共同为主家禳灾，全家族共同操办，花费较多。村落层次上的禳除仪式相对于前两个层次比较少见，且通常在一个村落内部出现意外事故比较多、非正常死亡人数超常的情况下进行，这种层次的仪式举全村之力，约请神职人员多，持续时间较长，花费多。比如“安镇”仪式，是为了维护村落“洁净”而进行的宗教性镇邪仪式。镇物多安设在山巅及关隘峡口，用以镇妖避邪。一般镇物多为黑碗、黑盆、刀、黄刺橛、柏木桩、破褐衫、烂毡片等凶器污物。若安大型镇，则用磨盘、水轮、车轴、缸碗盆、白狗、白公鸡、马头、蛇、各种粮食、百泉水、千家火等。［3］民和土族还举行大型道教斋醮活动。各种禳除仪式中，信徒的各种动作和使用物品充满象征意义。动作和物品只是局部的、代用的、简化的、示意的，是用来表达祛除不祥和凶兆。比如，摔打皮鞭象征着抽打恶灵，麸皮等代替对鬼灵的施与等。
通常情况下，不洁往往通过一定的仪式可以完成向洁净的转化，而对于洁净的亵渎可以转化为不洁，因此，民间产生各种相关的仪式和禁忌。在土族民众的意识中，生病、受苦受难等有一部分源自于自身被不洁因素污染，因此，为了不生病、不受难，就要尽量远离恶灵。从表达手段上说，仪式在专门为之营造的空间里，结合行为操作和经典吟诵来实现人与恶灵的交流。这种因果关系的轮廓中，演化产生了驱鬼、捉鬼仪式，更有许多并无神鬼形象的对于抽象的自然力量的禳除手段。同时，为了提醒人们免于被恶灵污染，产生了相关禁忌。
土族民众的观念中，人与恶灵之间存在交流。恶灵粘附人、污染人，是因为它需要“供养”，可它由于是恶灵，人们却要敬而远之。有些人家供奉的“家神”，对于其供养之家而言是“神”，但是这种“神”是一种狭隘的神，它仅仅有益于供养它的家庭，狭隘地保护供养它的家庭及其财产安全。因此，民间认为，如果有人和供养有此类家神的人家发生财产、人事纠纷，势必引起这家人的不满，最后会由其家神实施报复。民间把这类家神也归类于恶灵之列。对于这类恶灵，人们也是敬而远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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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民俗学博客-杏雨飞扬——文忠祥的个人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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