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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子脚下”的百姓生涯——关于《老北京人的口述历史》
定宜庄
《老北京人的口述历史》，定宜庄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11月版。
我做了10年、最终以《老北京人的口述历史》为书名出版的口述史作品，我将它定位为一部以口述访谈为主的史学专著。我想做的，是通过对若干人进行口述访谈的方式，从个人的角度，亦即从个人的生活经历和生命过程的角度入手，来追溯百年来北京城的历史。我想通过这种方式，来看北京人如何记忆和表述他们的过去，他们怎样把个人经历与社会环境联系起来，怎样使过去变成现在的一部分，还有，就是他们如何运用过去来诠释他们的生活和他们眼中的这个北京，正是这些，构成了历史记忆过程的本质，这是这本书的宗旨。
我所理解的口述史
口述史学作为史学的一个新分支，并不等同于人们一般理解的“口耳相传”的历史，它的内涵相当丰富。对我来说，最有意义的不外乎两点，即它的民间性与个人性。
首先是它的民间性。口述史使那些不掌握话语霸权的人们，包括社会底层的百姓、少数族群和妇女都有了发出自己声音的可能性，使这些人的经历、行为和记忆有了进入历史记录的机会，并因此构成为历史的一部分。从这层意义上说，口述史学对于传统史学，具有颠覆性和革命性。
第二是它的个人性。口述史强调从个人的角度对历史事件的记忆和认识，这是口述史学与主要以民间传说构成的“口述传统”最重要的区别，因为后者往往是集体性记忆的产物。
这两点就是我这部口述史遵循的原则，而这本书尤为注重的是这两点的交叉与结合。
在这部老北京人的口述史中，我选择的访谈对象，更多的是普通人，尤其是下层社会的百姓、少数民族和妇女，这是以往研究北京史的学者较少关注过的。至于访谈议题的中心，则是他们的普通人生。这一选择具有双重含义，一是即使访谈内容与重大题材有关，选取的也未必就是尽人皆知的代表人物。这样做也许会遭人诟病，因为人们已经习惯于将这些事件与某些代表人物结合起来，但我却认为那些边缘的小人物，对同样的一段题材、一段历史，也会有自己个人的感受，他们的人生受此事件的影响，也未必就不如大人物、代表人物深刻。第二，这并不说明我就一定排挤名人，只不过是访谈对象即使是名人或是某重大事件中公认的代表人物时，访谈议题也仍重在他的日常生活，而并非他超乎凡人的成就，我想以此来与对名人的新闻采访区分开来。
口述因人而异，它是流动的，一次性的，即使是同样一个人，在不同的年龄、不同的场合，面对不同的采访者，他的口述也会衍化出不同的版本。文献却是稳定的，一旦形诸文字，便很难再修改、再推翻。与人类学家不同的是，史家做口述时，无论从上至下还是从下至上，他们更感兴趣和更愿选择的，总是那些有文字记载的人群，这就具备了以稳定的文献与流动的口述相参证的条件。史家讲究的是校勘辨误，这当然是就文献与文献之间的互证而言；如果再跨越一步，便是王国维提出的“二重证据法”，讲的是以考古发掘的文物与文献的互相参证，其说早已为学界承认并推重；而将口述与文献互参，不仅仅与“二重证据法”在方法论上有一脉相承之迹，可以纠正被访者有意或无意的记忆失误，更为重要的是，二者互参，还可以以文献为据，来分辨哪些是被访者在此基础上有意虚构出来的东西，而对这种虚构本身的研究，包括被访者何以要进行虚构，在这种虚构之后又隐藏着什么样的历史背景与社会心态等等，往往是研究者最感兴味、研究也最有价值之处，这便比“二重证据法”又跨越了一步。所以，对于口述而言，文献是必不可少的基础和参照物。没有比较和参照，就谈不上研究，更谈不上研究的深入。其它学科的学者面对浩如烟海的古籍，很难有进行艰苦繁琐的爬梳考据的耐心和能力，而这却正是史家最见功力的长处。
以稳定与流动相参照，只体现了文献价值的一个方面，以“点”与“面”相参照，恐怕是文献更重要的功能。口述的对象是一个个的个人，他（或她）所谈的经历与往事，不可能与他生活的大背景毫无关联，也不可能互无影响。例如老北京人对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一事，无不具有异乎寻常的深刻记忆，但旗人后裔与汉人和回民对此的述说，却存在很大差异，如果我们不了解那个特定时代的历史背景，不了解清朝统治者的少数民族身份和生活于八旗社会中的旗人特点，对这些差异就无法理解和做出正确的解释，而对于这种大的历史背景的把握，又不可能离开当时的文字记录。总之，当我们把以个人为主的口述看作是“点”，将文献记载的历史背景看作是“面”时，置于大事件之中的小角色的感受，才会变得饶有兴味和深具学术价值。所以我认为，这是文献之于口述史的不可替代的功用。
此话当然是有限定的，因为在没有文字文本的时期和地域，也许同样可以做口述史，完全不依赖于文字文本的口述史作品，现在有，将来也一定还会存在。但是具体到这部关于老北京人的书，既然被访者所述时期还同时存在着大量官私方文献包括档案，所以将文献引入到口述中的工作便不可避免。这表现在：其一，寻找被访者时，让文献起到向导和为被访者的社会角色定位的作用。其二、将被访者讲述的内容与文献进行对比和参照。其三，当二者间出现不同的时候，并不简单地判断哪个更真实、更准确，而是考查这一差异出现的原因，并以此引导出下一步的求证。当然，在整个的访谈过程中，无论我在文献上下了多大的功夫，也必然是居于幕后、隐而不显，因为在一部以口述为主的著作中，是不可以让文献喧宾夺主的。
总之我认为，将文献与口述相结合的口述史，是区别于人类学、民俗学的口述传统的主要特征，也是我这部口述史，区别于其它有关老北京人的访谈、传记的主要特征。将文献记载与口述记忆结合在一起，我便是在朝着这个方向努力。
“老北京人”的界限
这本书的题目既然是“老北京人”的口述，首先就必须为“老北京人”划定一个明确的界限。首先是做时间上的断限。北京如今人口已逾千万，如果将这些人口一概算作北京人，范围就未免过大了。事实上，北京人中的绝大多数，都是在清朝衰亡之后，尤其是上世纪后半期以来从全国各地陆续涌入的。据1937年的人口统计，民国之初北京人口不足百万，民国四年（1915年）四郊划入，增至120万，此后民国政府南迁，人口数量稍显减少，但旋即繁荣。迄至1937年，北京人口为150万人左右（《北京市志稿·民政志》卷一“户口”。北京燕山出版社1989年版，P2）。我就是以此为据，以民国之初那不足百万的人口和他们的后代子孙，作为这本书中“老北京人”的标准的。这些老北京人都是在1911年之前、至迟不晚至1915年就已经定居于此、后来也世代居住于此的人。惟有这种在居住地相对稳定的人，对于周边的环境、对于祖辈以上的事件才可能有相对可靠的记忆，人们都知道，记忆的遗忘与迁徙是有着直接关系的。
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帝制，是中国也是北京历史上一个关键的转折点，我划定为老北京的这些人，其祖上有过对这场大变革大动荡的亲身经历，有着对清亡前后生活变迁的对比和对北京百年生活一脉相承的记忆，这是后来陆续移居北京的人不具备的。我当然希望这个时间的上限还能无限上延，但在1911年以前即已居住于京城的人，如今已不可能尚存于世，只有从他们后人的记忆中，还有找到某种历史延续性的可能。再者，从人们的习惯上，都认为“三代”才堪称为老，以30年为一代，三代将及百年，也约略符合这本书为老北京人划定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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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博览群书》2010年第2期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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