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些也许会使唱高调的人们鄙视或耻笑。四十多年前我到农村，也曾对农民为了争夺一个南瓜而互骂感到不解，住久了，了解到农民一年才吃320斤原粮和一个工分日值一两角钱的时候，就体会到了物质的困境对人精神的影响。现在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进京，参与了劳动力市场的竞争，卖“苦力”的越来越挣不到钱了。一位三轮车夫讲他们挣钱的艰难，“卖力气吃饭，那钱不是那么好挣的，不是到那里就有活，一等三个小时不开张是常有的事。咱在家里暖烘烘的，那不一样，我哪次回来这脚趾头不是被冻得红红的。夏天挨晒，晒得你晕头转向，冬天他妈的猴冷。”对贫穷的恐惧不仅来源于现实，而且根源于历史。许多人小时候家里就穷，“没钱”这个残酷的现实如影随形伴随着他们从小到大。三十年前，家里不能给孩子拿出两块五毛钱交学杂费，使他们在学校抬不起头。三轮车夫“眼镜”说：“我大脑也没毛病，就是没有钱，人家瞧不起你”。扔下书包跑陶然亭去玩，到了陶然亭公园连二分门票都出不起，只好钻围栏进去。现实与历史都让这里的人感受到没有什么比贫穷更可怕，没有什么比钱更值得追求的了。
然而，这不是说他们做人是毫无底线的，法律的惩罚是个底线，这里也有因为疯狂的攫取而被法律严惩的，但这毕竟是个别的，而且也受到这里居民的谴责。总的来说，这里“有小恶，无大恶”，因为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老北京做人要安分的传统对他们还是有约束力的。“眼镜”就说：“人啊！老天让你挣多少钱，你就挣多少钱，你挣多了，就会出事。钱是命里带出来的”。“人做什么事都要注意，老天在看着你呢。人啊，要多行善。”这些简单的宗教意识在老北京人中很普遍，所谓“人的命，天注定，胡思乱想不中用”。这既是在命运之前的无奈，也表现出人们的自我约束的意识。
这些话，读过老舍的人会感到很熟悉，这种意识在老舍作品中经常出现。可见新旧胡同之间还是有点继承性的。这里既有传承关系，也有文化本身的魅力。三轮车夫中的“文化人”在沉重生活压力下阅读和谈论老北京的传统几乎成为他唯一的精神享受，小有发达的“北京爷”贾勇沉醉于描写北京生活的文艺作品和与走红的艺人交往，都表现出一些底层民众在生活改善后对老北京传统的依恋。
五、少年旧事忆“城南”
铁林所采访这些地方也是我年轻时常常跑的地方，读《老北京话城南》引起我许多回想，它的即将消失也引起我许多惆怅。观音寺东口有个娱乐场所，名叫“紫竹林舞厅”，它的对面就是沂园澡堂。解放前，家道小康，我父亲属于爱玩的一族，常常到这里来。“紫竹林”虽然名曰“舞厅”，我的印象中，没有男女相拥团团转场面，好像它以演出杂耍为主，与劝业场五楼的“新罗天”性质类似。所谓“杂耍”就是今天称的曲艺和部分杂技（变戏法、耍叉之类）。因为父亲在这里有点股份，我就常到此看演出。
常在紫竹林演出的是常连安挑班的“常家班”。常家班中最有名气的是小蘑菇（常宝堃，“抗美援朝”时牺牲），非常有号召力。常家班不仅说相声，更以演小戏名噪一时。我对他们演的《打面缸》《一碗饭》《三不愿意》《傻柱子进京》还有印象。这些小戏，以滑稽为主，逗大家一乐。上世纪四十年代末，物价飞涨，社会动荡，故都北平的形势尤为严峻，大多老百姓处于极度不安之中，记得大人们互相打探消息时，常常伸出大拇指和食指，比划一个“八”字，表示“八路”快来了。时局的不确定，更令人们也追求“乐子”，借感官刺激以为麻醉。大概就是古人说的“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有愁明日当”吧。记得我父亲出来玩，母亲便要他带上只有四五岁的我，而父亲往往先到沂园澡堂，把我往那里一放，嘱咐茶坊（澡堂子、旅店的服务员统称“茶坊”；饭馆的服务员叫跑堂的）几句，便匆匆而去。他出去玩去了，或打牌、或听戏，让我在澡堂子泡澡和玩，饿了，茶坊到饭馆叫些包子、饺子给我吃，父亲回来一并付钱。此时此事，一晃快六十年了，现在走到观音寺路过沂园澡堂和紫竹林旧址都不免要多看两眼，眼前便会浮起许多少年旧事。
小学时我常去天桥，因为那里什么都便宜，无论买东西还是娱乐。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后，天桥特色基本消失，而大栅栏一带却从以前的高档消费区降格为像过去天桥一样的廉价消费区了。例如门框胡同的小吃像天桥的饮食摊点一样的便宜，门框胡同的同乐影院、大栅栏的大观楼（60年改为立体影院之前）、煤市街与粮食店之间的新中国影院都是乙级或丙级影院，演二轮或三轮影片，票价一角，有时优待学生仅五分。离“同乐”不远的前门小剧场（此地就是清代民国间的“广德楼”戏园）是北京曲艺团在那里献艺的地方。演曲剧是两三角钱一张票，白天曲艺演出，则是随来随进，十分钟二分钱。逛大栅栏累了到里面坐上一个小时才一角二分。前门小剧场还有个分店，那是在前门大街东面鲜鱼口里面的迎秋小剧场，演出形式价格与此相同。前门小剧场往东便是庆乐剧院，这里专演连台本戏，以布景、灯光、武打取胜，颇有些海派作风，只受青年人和不太懂戏的观众欢迎，北京人心目中的一流京剧演员是不会到这里演出的。庆乐的票价自然也是低廉的。我的印象中，这里最贵的票是八角（北京京剧团的马连良、谭富英、裘盛戎、张君秋几位红角同台的票价是五元）。五十年代李盛藻一度在此挑班，六十年代“天桥马连良”梁益鸣升格至庆乐（老北京演艺界以珠市口大街为界，在其北算是正常献艺，如果到了珠市口以南的天桥则被视为落魄，原本在天桥天乐小剧场红了的梁益鸣，升到珠市口大街以北的大栅栏，自然被视为升格）。用当时的话说，大栅栏也大众化了。
五六十年代，在上中学大学期间，我们这些没收入又爱玩的小青年还是爱往大栅栏一带跑的，旧时的许多电影都是在这里看的。如五十年代风行一时的苏联影片《乡村女教师》，后久不演，我是六十年代初在“同乐”看的。我还常在前门小剧场听曲艺。那时老一辈相声演员还健在，高德明、佟大方、高凤山、汤瞎子等人还常常登台献艺。高德明的嗓子有些哑（常以吃炸酱面，先吃酱抓哏），表情木然，冷面滑稽，佟大方一身洁白的纺绸裤褂永远那么飘逸潇洒……那时赵振铎、赵世忠是一对搭档，他们还都是小青年（现在均已作古），赵振铎上台永远是衣履俨然、大背头倍儿亮，显得那么干净利落。六十年代初正是困难时期，文艺政策相对较为开放，许多传统的段子都可以上演，我知道的许多传统相声段子就是从那里听来的。老北京的魅力大约只能存在于人们的记忆之中了。
继续浏览：1 | 2 | 3 | 4 |
文章来源：光明网－博览群书 2010-07-04 01:02:40
【本文责编：思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