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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兴涛]文化史研究的再出发
——《新史学》(第三卷)之追求
  作者:黄兴涛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0-07-10 | 点击数:12931
 

  以寻求过去的“真相”和“意义”自任的文化史学,无疑需要从多学科知识的滋养和研讨碰撞中,汲取资源与力量。文化史家也只有不断保持对多学科知识的“开放”,才有更多精彩“发现”的机会和深刻“呈现”的自由。而要做到这一点虽然很难,努力培养理论的敏感并积淀一些思辩的兴趣,或许不失为一条有效的自促之道。对于一个文化史家来说,出色的思想能力肯定是其借助“叙事”手法得以翱翔的另一只有力的翅膀。

  以上,就是笔者对于《新史学》第三卷研究论文的简要述评。需要说明的是,上述所提到的这几种文化史研究取向,也即观念的“社会”化把握与概念史实践,知识的反思性考掘与信仰的本真性揭示,以及“人文”化的学术追寻与多学科的“问题”对话等,都只不过是笔者对本卷研究成果所体现出的文化史追求之一种理解而已。方兴未艾的文化史研究,岂能为此所囿?!其通向成功的多样化取径,正有待于学者们各自去探寻!

  事实上,《新史学》第三卷所谓的文化史研究“再出发”,也无非是对原有的新旧认知与史学实践进行一种选择性“再认”,主要还是想借此表明一种自觉推进和深化研究的创新愿望。我们所期待的,毋宁说是更多人参与其中的实实在在的多元文化史实践[10],也就是具体而踏实,多彩而生动,博大而精深,充满探索和反思性,历尽艰辛、享受创造的文化史一轮又一轮的智海远航。

  (本文载于《中国图书评论》2009年第12期(略有删节)。
全文见《新史学》(第三卷)“文化史研究的再出发”序言,中华书局2009年12月最新出版)

 

  [1] 可参见陈恒、耿相新主编:《新史学》第四辑“新文化史”专号。其中收有台湾卢建荣《新文化史的学术性格及其在台湾的发展》和蒋竹山《“文化转向”的转向或超越?》等文。国内更早的介绍者还有杨豫、周兵等。特别是周兵的研究较为系统深入。除了发表系列论文外,他还完成了以此为题的博士论文《西方新文化史研究》。近年来,王笛、张仲民等多人也有专题论文,而以张仲民的研究较多而丰富。

  [2]见彼得·伯克著,姚鹏等译,刘北成校:《历史学与社会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55页。

  [3]参见黄兴涛:《文化史研究的省思》,《史学史研究》2007年第3期。

  [4] 见玛丽亚·露西娅·帕拉蕾斯—伯克编,彭刚译《新史学:自白与对话》,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08,216页。

  [5] 如新文化史大将林·亨特便认为,“经济和社会的关系,并不优先于文化关系或决定文化关系;他们自身就是文化实践和文化生产的场域——不能以一种超文化的经验维度的方式去作推理性解释。”见Lynn Hunt , ”Introduction”,The New Cultural Histor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9, p.7.

  [6] 彼得·伯克著,金建译、刘北成校:《历史学家、人类学家和象征》,载刘北成、陈新编:《史学理论读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04页。

  [7] 林·亨特等“新文化史”家反思性地提出“超越‘文化转向’”,实际已部分触及到这一问题。可参见Beyond the Cultural Turn:New Directions in the Study of Society and Culture ,eds.,Victoria E.Bonnell &Lynn Hunt,1999.

  [8] 可见Natalie Zemon Davis ,Fiction in the Archives:Pardon Tales and their Tellers in Sixteenth-Century France ,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7.

  [9] 法国年鉴派史学大家布洛赫所谓的“历史学家的技艺”,绝不只是“社会科学”的技巧和史学严谨的学科训练。他同时也呼吁历史学家应该“为了使历史学更富有人性而努力”,强调对于优秀史家来说,“人,才是他追寻的目标”,应该尽量做到诗意与学识、情感与理智的结合。只有这样,史学才能真正焕发出其“思接千载,视通万里,千姿百态,令人销魂”,“比其他科学更能激发人们的想象力”的学科魅力。这部回答“历史学有何用”的著作,值得每个文化史研究者们认真研读。见布洛赫著,张和声等译《历史学家的技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

  [10] 在这点上,新文化史家彼得·伯克已经作出了某种垂范和有益的提醒,他的代表作之一《文化史的多样态》的书名就体现了这一精神。他强调,在他看来,新文化史的研究进路当然是必要的,但它们也“并非只是一种新的时髦,而是对以往研究范式中显而易见的缺点所作出的回应。不是说所有的文化史研究者都要随风跟从——毫无疑问,多种风格的历史书写形式之共存,总比其中的一种独占和垄断要好。无论如何,对于因袭和传统智慧的反动,有时不免要被人拒之于千里之外。”见Peter Burke, Varieties of Cultural History, Cornell UniversityPress, 1997, p.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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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 2010-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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