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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述两篇论文之外，《新史学》第三卷还刊载了黄兴涛的《新名词的政治文化史——康有为与日本新名词关系之研究》，余新忠的《防疫·卫生行政·身体控制——晚清清洁观念与行为的演变》等文。它们虽非严格意义上的概念史研究思路，但也都从各自的视角出发，涉及到中国近代史上重要的概念、词汇、观念及其与社会、政治互动的关系问题，并具体表现出寻求创新的文化史追求。
黄文分析指出，戊戌时期康有为出于制造“变法”舆论的需要，在组织翻译日文资料的过程中，盲目生搬过近400个日本汉字名词，包括不少政法新名词，允称时人之最。这对于中国新文化资源的早期积累和跨文化交流，曾产生独特的影响。但康当时完全不懂日语，对自己曾经懵懂使用过的绝大多数日本名词，并不真正了解其含义。这又是他20世纪初年之后，能转而大骂梁启超，极端痛斥日本新名词的原因之一。值得关注而少有人注意的是，康氏本人对戊戌时代的关键词——一个后来被辜鸿铭痛诋为不合“改”字习惯构词法，并被湖北巡抚端方规定不准士子入卷的日本新名词“改良” ——却情有独钟。康氏肯定是中国最早使用“改良”一词的思想家，也是戊戌时期最愿意使用且使用该词最多的人。他的这一语言行为，集中反映了其渴望变法的潜意识和独特的政治文化心理。文章还指出，当时，“改良”和“进化”、“进步”等带有认识论倾向的新词一并流通，于无形中还自然凸显了改革、变法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并同进化论取向的价值观之传播相得益彰。因此同“变法”一词相比，“改良”一词确实更好地体现了戊戌时代的文化精神。从这一角度看，将当时的康有为称为“改良”派首领，也很名副其实。至于“改良”一词出现与“革命”相对的贬义，那不过是五四以后政治思想的特殊产物。
与黄文关心新名词新概念的社会文化内涵与功能有别，余新忠更重视的是观念制度化的文化史面向。其《晚清清洁观念与行为的演变》一文，将“清洁”观念与行为放在中国近代防疫机制的建立过程中去考察，深入论述了其从传统走向“近代化”的过程、特点与后果，这种关切“清洁”价值观演变的社会实践向度的研究，对深化中国近代文化形成机制的理解，不无启发。作者强调，在晚清以前的中国，“清洁”既不是防疫的重要关注点，也不是国家和官府应尽的职责，更谈不上是一种公共议题和公共行为。它与防疫捆绑在一起，成为卫生行政事务，并被提高到关乎国家民族兴亡的崇高地位，乃是晚清才出现的历史现象，而这同时，也为国家借机加强对民财和身体的控制，创造了条件。余文并因此张出对于现代性的反思视角。
近些年，在国内医疗社会文化史的研究中，余新忠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这一次，他的研究又有了新的推展。不过，“清洁”这一和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重要观念，其近代化的过程、内涵，实在太过丰富和复杂了，其研究难度和重要性恰成正比。笔者以为，在把握近代“清洁”观念和制度之间的互动环节时，像生理学、心理学、化学特别是近代医学等新知识发展之作用，也即近代“清洁”观念的新知识构成问题，似还可以引起更多重视。当时，人们对“清洁”与否以及“清洁重要与否”的看法，已受到这些新学科相关知识不容忽视的影响。像“微生物”、“细菌”、“病菌”、“流行病”和“传染病”，乃至“健康”、“环境”和作者已经研究过的“卫生” 概念等的生成与知识传播，都与认知近代“清洁”观念和行为不能无关。我们甚至还可以发问，“清洁”是否已有具体指标和规定?在清末上海等城市管理中是否已现端倪?而要回答诸如此类的问题，关心“清洁”的平行概念、分支概念以及对立概念之间关系的概念史研究，或许可以大有作为。因此，从“概念史”提供的视域出发，我们对作者后续的探讨仍然保持期待。
二、 知识的反思性考掘与信仰的本真性揭示
经历过社会史的洗礼、人类学的滋养，特别是后现代思潮冲击之后的文化史研究，其对于民众的精神和信仰世界，不会也不应该缺乏关注;而对于现代知识的形成与演变，更不能不保持一种自觉的反思精神。就知识的反思而言，对这些知识的原初状态、真实来源和转化情形等进行知识社会学的“考掘”，不仅是其前提，有时就是其本身。这同时还不得不涉及到相关“文本”的分析问题。值得注意的是，《新史学》第三卷所刊载的几篇这方面的论文，即王道还的《<天演论>原著文本的来历及相关问题》，曹新宇的《异端的谱系：从传教士汉学到社会科学》，邱澎生的《清末两种“百科全书”中的经济和法律之学》，以及李淑珍的《见山不是山，见山又是山——论林语堂的二度改宗经验》等文，在主题的选择上，都有着较强的自觉性和代表性。
在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上，作为现代性核心理念的“进化论”知识在华传播，是以严复翻译《天演论》一书为真正起点的。但长期以来，关于这一翻译的许多“知识”和结论，乃至严复那近乎“神话”的西学水平，其实都并非不存在反思的余地。如今，关于进化论本身的反省，早已成为知识界的时髦，而对于中国人来说，这样的反思，或许正可以从澄清《天演论》内涵的真相入手。在这方面，王道还的《<天演论>原著文本的来历及相关问题》一文，给了我们一个惊喜。作者通过精读关键的英文原始文本和背景资料，告诉了我们一些新的知识。
王文研究指出，严复选择翻译赫胥黎之书，认定赫氏所谓伦理进化，即属于自然进化(治功，亦天演也)，乃是根本误会或曲解了其“正文”(罗曼斯演说)的主旨。这一点与赫氏后来为该演说遭到批评后所作辩解而写的“导言”之“误导”有关，也是《易传》那难以抗拒的天人关系论“诱导”的结果。同时，作者还指出，严复对他极为推崇的斯宾塞的进化学说，其实也知之有限。他并不懂得“后天形质遗传说”(即“后天获得性遗传”学说)在斯宾塞进化论乃至整个“会通哲学”中的重要地位，以及该学说与“天择”论(即“自然选择”学说)之间的矛盾与张力，也不晓得赫胥黎对斯宾塞进化说的最大批评和不满处恰在于斯宾塞认同拉马克机制，即坚持“后天形质遗传说”一点。从内在逻辑去推论，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强调“天择”，并没有给人留下太多后天努力的机会，倒是斯宾塞认同的“后天形质遗传说”，反而给“自强保种”论预留了更多合乎逻辑的空间，如此等等。这样看来，在近代中国启蒙史上发挥过令人景仰作用的严译《天演论》，其留给后人关于跨文化交流的反思内涵，当绝不应只限于单面，更不能一味陶醉和满足于思想史家史华茨那一反复为人喝彩过的问题意识：严复这位西方学徒是不是窥出了西方学人忽略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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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 2010-1-18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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