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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王道还反思的是严复的“西学”，那么曹新宇《异端的谱系》一文所反思的，则是影响深远的马克斯·韦伯之“中学”，而且其知识反思的意识更加自觉，视野更广，力度也更大。
曹文认为，目前国内学术界对韦伯中国学说的批评，往往只是停留在对其“欧洲中心观”的口诛笔伐和对其具体“历史结论”的置疑上，而对于他的历史观却缺乏真正的关注。其后果是很少有人去历史地解读韦伯的“理念创造的世界图像”，并从谱系上，去质询韦伯的“动力分析”模式。其实，韦伯关于中国文化和宗教的“理念”，不仅受他自身历史观的制约，也有其先入为主的知识来源，并未很好贯彻其价值中立、综合互动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
在简明阐释韦伯历史观核心特征的基础上，曹文以他那部名作《儒教与道教》为主要分析文本，对其关于中国宗教文化的知识来源，作了专门而细致的考掘。作者有一个重要的发现，即韦伯关于中国宗教最核心的社会学类型分析，始终处在荷兰汉学家高延(J. J. M. de Groot)有关著作观点的阴影之下。论文并抓住高延及其19世纪的荷兰汉学传统，对《中国宗教与宗教迫害》等论著中有关中国宗教“异端”主题的论述方式、主要观点及其存在的问题，予以透视，指出其殖民主义文化心态、以基督教为中心和标准的认识论，以及受汉语水平的明显限制而导致的种种重要误解和认识不足。同时，作者还发掘出被人遗忘的清末驻意大利使臣钱恂曾上奏朝廷，请将高延著作译成汉文、逐条驳正，以澄清“儒教排教之非”的历史故事，进一步增强了讨论的张力。不惟如此，该文还讨论了诸如西方关于中国宗教名词术语系统难以准确对应翻译等持久困扰的问题。在笔者看来，无论是从学术抱负、问题意识还是具体论述来看，曹文在知识反思的文化史追求中，都不失为精彩的个案研究。
与王、曹二人相比，邱澎生反思知识的方式又有所不同。他探讨的直接就是清末知识分类或知识框架复杂变迁的历史问题。其《清末两种“百科全书”中的经济和法律之学》一文，强调“实用知识”传统在清代前后的延续过程，并关注此期国人以“百科全书”形式新编外来实用知识的文化实践。作者通过《洋务经济通考》和《普通百科新大辞典》中有关经济和法律知识的具体分析，呈现和阐释了其历史内涵。从中，我们既可看到传统知识架构如何接引西学新知，也可看到其自身如何因此而发生变化，以及最终其被新知识体系迅速取代的形态与特点。这种将知识框架和具体学科相结合的研究，或可略补单门学科史探讨之不足。
知识和信仰，本是相关而重要的文化范畴。当关乎精神的知识一旦变作常识、且于接受者已无须反思时，就容易转化成信念、甚至信仰。近些年来，史学界对于民间宗教信仰和作为地方基层社会信仰场域——庙宇的历史，及其社会经济和政治文化内涵等的相关研究，可谓相当重视;但对于精英个体信仰世界的探索，毋宁说反而多有轻忽。而笔者以为，深刻地了解那些非宗教专业人士、但又有着重要影响力的思想文化人物之信仰世界，洞悉其内在信仰逻辑和精神变化的历史，对于文化史研究来说，其意义绝非那些下层民间宗教的研究可以替代。在这方面，李淑珍的《见山不是山，见山又是山——论林语堂的二度改宗经验》一文，或许能给我们带来一些灵动的启示。
在近代中国，林语堂是一个跨东西两种文化、具有世界影响的大作家和文化人。他从基督徒而道家，再由道家而基督徒的信仰之旅，无疑蕴藏着深厚的人生经验和文化意蕴。在此文中，李氏追寻林语堂那颗“真诚的灵魂”探索安身立命之道的精神轨迹，分析了他每次改宗之时的时代环境、知识教养与个人性格的多重因缘，从中可见他信仰世界中科学与神学的冲突，帝国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对抗，也得以证实其个人乐观天成的性格与加尔文派原罪意识之间持久的矛盾。然而，作者却并没有因为林氏灵魂的游荡，信仰的摇摆，而否认其精神整然存在的意义，反倒强调这种信仰的本真状态及其文化表达，又以一种自觉的生命智慧“赋予了此二重信仰、两种文化以新的内涵”。
透过李文这种潜游心灵的探讨，笔者相信，当精神世界和信仰问题真正成为文化史研究的深度对象时，其内在的反思性，也会不自觉地得到彰显。实际上，历史研究的本质就是不断反思性地再现过去。历史学对于过往一切的永无止境的反思性了解，正是它作为一门人文学科的深刻性取之不竭的源泉。
三、 “人文”化的学术追寻与多学科的“问题”对话
对于人文取向的历史研究来说，过于夸大物质和经济的作用，而过分贬低精神和文化的功能，无论自觉或不自觉，都不免与自身的目标背道而驰。在西方，“新文化史”研究者们对于机械或庸俗唯物论，大多持一种严肃的反省态度[5]。当然，文化决定论也是一种偏激的思想。重视文化和政治、经济之间的盘根错节的关系，关注其彼此间复杂多样的互动状态，强调从文化的视角和“主位”(而不是“客位”)出发来分析历史现象，可以说正是新阶段文化史研究的基本旨趣。
与此同时，在后现代思潮的冲击下，文化史家也不能不对往日那种迷信直线进化论，秉持僵硬结构主义的传统“社会科学”化方法保持一种适当的反省。在史料的认知与运用、文本的解读与分析等方面，可以采取一些更具人文性和更加多样化的方式，事实上已经逐渐成为新的共识。就此而论，各种带有人文性的思想资源(如话语分析、叙事主义等)，不同程度地成为文化史研究可资借鉴的灵感来源，也是顺理成章的。在这方面，习惯于由人文精神出发和文化范畴着眼的“人类学”视野，或许仍应一如既往地得到文化史家们格外的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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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 2010-1-18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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