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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大卫在其新著《皇帝和祖宗——华南的国家与宗族》一书的“序言”中声称，弗里德曼1958年和1966年的《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和《中国的宗族和社会：福建与广东》两部著作标志着中国宗族研究的转折点，因为“在这两本书出版之前，宗族研究只局限于谱牒的文字规条；在这两本书出版之后，宗族研究遂进入这些文字规条所赖以产生的社区”。科大卫紧接着又说：“诚然，‘宗族可以是一个社区’这个观点，也非弗里德曼的独创。日本的汉学研究，从功能主义的角度出发，就认为‘自然村落’产生社区，而社区产生宗族。”
笔者以为，作为当今汉人宗族研究领域领军人物之一的科大卫教授，说出这番似是而非的话语，不免有些令人遗憾。略懂一点中国宗族学研究历史的人都知道，一则弗里德曼这两本书基本上是“摇椅”上的人类学作品，是建立在之前他人大量田野研究基础上的，特别是第一部，可谓纯粹的文献研究之作；二则“宗族社区”这一框架虽非弗里德曼独创，但也不应把这功劳算在日本汉学家头上。
前弗里德曼的宗族研究并非仅限于谱牒
关于第一个问题的争论为，弗里德曼之前许多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就已离开书斋，离开对谱牒文字规条的阅读，而进入田野开展研究工作了。这些经验性的研究主要有：
19世纪末法国人西蒙对福建北部“安陌歧”村落的宗族进行了详细的观察和描述。
1920年代，美国社会学家葛学溥和他的学生们进入广东凤凰村进行汉人家族制度的人类学、社会学调查，并于1925年出版《华南的乡村生活——家族主义社会学》一书。
1934年，林耀华前往福建义序进行汉人宗族民族志研究，并于1935年5月完成《义序的宗族研究》。在义序调查的同时，林耀华也开展了对福建古田县谷口镇岭尾村的调查，时间是1934年和1936—1937年间，往返于福州和古田之间做非系统性调查，有效作业时间约2—3个月。1944年《金翼：一部家族的编年史》在美国出版，而后于1947年、1948年在英国伦敦再版，书名改为“金翼：中国家族制度的社会学研究”。
1943—1944年许烺光对云南大理西镇进行了有关祖先信仰的人类学调查，于1948年出版《祖荫下：中国的文化和人格》一书。
以上均为弗里德曼著作问世前较为细腻的人类学个案研究。此外，还有其他大量著作涉及对乡村家族宗族制度的描述与分析。如1892—1910年间高延的《中国的宗教体系》、1936年陈翰笙的《中国的土地问题》、1939年费孝通的《中国农民的生活》、1946年朗(O.Lang)的《中国的家族和社会》、1948年胡先缙的《中国的继嗣群体及其功能》，1948年杨懋春的《一个中国的村庄：山东台头》、1953年田汝康的《沙捞越的中国人》，等等。
弗里德曼正是在上述大量田野研究基础上，当然也结合传统文献完成了上述两部汉学著作，提出了著名的中国宗族范式理论。因而，“在这两本书出版之前，宗族研究只局限于谱牒的文字规条”，此话不妥。
弗里德曼“宗族社区”思路从林耀华而来
关于第二个争论，首先要探讨的是，何谓“宗族社区”?弗里德曼说：“在福建和广东两省，宗族和村落明显地重叠在一起，以致许多村落只有单个宗族，继嗣和地方社区的重叠在这个国家的其他地区也已经发现，特别在中部的省份，但在中国的东南地区，这种情况似乎最为明显。”显然，弗氏从结构—功能论的角度出发，把宗族村落理解成一个社区。那么，这个分析思路来自谁呢?笔者以为是林耀华而非日本汉学家。
《义序的宗族研究》开篇曰：“宗族乡村乃乡村的一种。宗族为家族的伸展，同一祖先传衍而来的子孙，称为宗族；村为自然结合的地缘团体，乡乃集村而成的政治团体，今乡村二字连用，乃采用自然地缘团体的意义，即社区的观念。”
吴文藻先生曾为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掌门人，在任期间致力于推动社区研究方法，1932年即邀请美国芝加哥大学人文区位学创建人帕克来京传授社区研究方法。而吴文藻给出的社区定义是，社区即指一地人民的实际生活而言，至少包括三个要素：一是人民，二是人民所居处的地域，三是人民的生活方式或文化。林耀华深受二人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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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5-13 13:32:00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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