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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学“中国”，后学“西方”，现在中日韩三国新演义，坐下来检讨东亚的家底，以共同体的名义给西方“放话” 本报记者 陈一鸣 图
“‘东亚100册文库’是以书籍让世界重新认识和发现东亚的出版运动。
是针对西方出版界独霸一方的回应，将对全球出版行业起到平衡作用。”
———东亚出版人大会会长、韩国出版家金彦镐
□本报记者 陈一鸣 发自韩国全州
11月初在韩国全州结束的第9次东亚出版人大会上，东亚群雄纷纷亮出20世纪中叶以来各自的顶级人文学术著作，其中中国大陆、日本、韩国各26种，香港7种，台湾15种。由这100种人文书籍构成的“东亚100册”文库，将分别在上述国家和地区出版发行。
日、韩、港、台确定明年4月出版“东亚100册”导读手册，四川新华文轩社科图书开发部总编辑段英女士称，他们每年出版20本，5年出完100本。
会议中，全球化一词常被提及。在中国大陆语境中，“全球化”经常意味着“我看世界”;而在韩日出版人的概念中，“全球化”更意味着交流甚至是输出，也就是“世界看我”。因此，韩国出版文化专业杂志《LIST》载文提及最有希望获得诺贝尔奖的作家黄皙暎时，对美国读者的狭隘深表遗憾———“在全球化的当今，美国人仍顽固地坚守英语。从英语翻译成其他语言的作品和从其他语言翻译成英语的作品数量相差悬殊，这种文学现状无疑让人感到非常悲观。许多世界级的伟大思想家和创作出很多感人作品的作家还不为美国人所知。”东亚出版人大会会长、韩国出版家金彦镐说:“‘100册文库’是以书籍让世界重新认识和发现东亚的出版运动。是针对西方出版界独霸一方的回应，将对全球出版行业起到平衡作用。”
“东亚读书共同体”比“东亚共同体”早5年
东亚出版人开会，沟通起来既麻烦又有趣。三国五方，四种文字，三种语言，现场的同声传译累惨了。在轻松的宴会场合，每个笑话都能按照翻译顺序引起三拨笑声，只有“干杯”才能获得众人的一致响应。
语言如此不同，但会里会外最常被提及的词汇是“东亚读书共同体”。
谈及古代，三国其乐融融，儒家是共同价值、共同记忆，“东亚读书共同体”这一概念近乎于不证自明。谈及当代，已经成功完成现代化转型的日韩对自身的儒家文化传统从容以对，有溢美更有理性;中国近年来也意识到了历史虚无主义的荒诞颟顸，对于从共同传统中挖掘现代价值，三国也都心有戚戚。
在这种情况下，与会者经常把“东亚读书共同体”顺口说成“东亚文化共同体”，稍后发觉口误，再改回“东亚读书共同体”。
为什么只提“读书共同体”不提“文化共同体”?毕竟历史问题是“文化共同体”难以承受之重。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发行人兼总编辑林载爵表示，虽然在韩国和台湾提供的书目中，都有涉及日本殖民的书籍，可大家对待书目的态度是专业和宽容的。当日本出版人谈及丸山真男对日本文化主体性的贡献时，韩方补充道，丸山真男没有谴责过日本对韩国的殖民统治。类似对话不是以争论方式出现的，也并非仅仅发生在日韩之间。
日本MISUZU书房前董事社长、白发苍苍的加藤敬事不掩得意之情:“最近三国领导人会面谈及‘东亚共同体’，我们早在5年前就开始谈‘东亚读书共同体’了!”2004年夏，日本人文出版界的两位退休前辈———加藤敬事和日本平凡社前董事编辑局长龙泽武来到北京。加藤敬事曾主持编辑堪称“日本国家工程”的《现代史资料》;龙泽武编辑生涯的大手笔是《世界大百科辞典》和汇集亚洲多国经典著作的“东洋文库”。原本计划同行的还有一位退休前辈、岩波书店前社长大冢信一。岩波书店被称为日本出版界的皇冠，而大冢信一是岩波书店全盛时期的重要参与者。后计划有变，大冢先生未能成行。
加藤敬事和龙泽武那次来北京，目的是拜会他们的中国同行、三联书店前总经理董秀玉女士。
“他们来之前仔细查看了中国近年来的人文出版书目，最后认定三联最有人文理想和探索精神，我们翻译出版的《现代西方学术文库》、赛义德的《东方学》给他们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忆及往事，董秀玉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东亚文化自古交流频繁，近一百多年西方中心主义盛行，东亚内部的文化交流几乎中断。加藤和龙泽认为，东亚是一个存在，并且还在不断发展当中，未来东亚在世界上将占有重要位置。因为东亚各国有必要重新相识，一起思考我们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当时董秀玉正忙于“中国文化论坛”事务，每天思考中国的文化自主性问题。她曾长期在香港工作，在与西方同行的交流中，董秀玉最强烈的感受是不对等:“我们对他们的历史巨细无遗什么都了解，但他们对我们近乎一无所知。他能够和你谈歌德，你无法和他们谈屈原。”屈辱倒未必，遗憾总是有的。董秀玉觉得，中国出版人有责任把中国介绍给西方。可你经济衰弱时，除了极少数西方专业人士，没人理你什么“中国价值观”、“东方文化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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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南方报业－南方周末 2009-12-03 16:41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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