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民族志”，今日有两种大不相同的看法；其中，一种是1920年代以来西方现代英美式人类学的当代中国翻版，而另一种则是1950年代以来中国“民族学”形成的“分族写志”(费孝通语)传统的延续。前者之形成，与伦敦经济学院人类学传统、牛津大学社会学化的结构-功能主义人类学传统、美国历史具体主义的人类学有关，但也可谓是燕京大学社会学派对于英国民族志与美国芝加哥学派社会学的“人文区位学”与19世纪末在华传教社会学家提出的“村庄窥视法”的某种“中国式综合”。后者之来历，恐为1950年代引入的苏式社会形态学与中国自身的现代学术传统与民族政策相结合的产物。前者的基本特征是“社区研究”，后者则以被国家识别的族群单位为调研和描述单位，实属一种以民族(或族群)而非地方为范围的文本表达形式。

　　早在1926年，蔡元培先生在“说民族学”一文中已对民族志、民族学、人类学之间关系作了解释；他认为，民族志是民族学的描述层次，民族学则是一门比较的学问。蔡氏相信，人类学虽“以动物学的眼光观察人类全体”，却有意兼容以文化研究为己任的民族学，这不能不使人生疑：在蔡元培看来，民族学涵盖人类学。蔡元培的这个观点，在当时欧陆，通常是被接受的，但它却不能反映后来欧美的学科发展势态。到1950年代之后，欧陆(特别是法国)学者多视民族志为描述，民族学为比较，人类学为基于经验研究与比较而作的一般理论研究，而英美则悄悄拆除了人类学中民族学这个“中间层次”，以为理论可直接从具体地方的经验描述引申出来……

　　各国人类学或民族学的民族志，长久以来做法不同，但对于民族志的描述性实质，大家却有着广泛的共识。对于民国时期的中国人类学或民族学而言，情况亦是如此。

　　过去一段时间以来，有人以民族志的开拓者自居，以为充任“ethnography”这个词的中文译者，便能成为“专家”，有人凭借“上山下乡”而成为大教授，有人凭借宣扬“多地点民族志”而成为自诩的后现代主义者，有人凭借把古代方志学与进化论历史研究法合而为一而成为广受赞扬的民族学家。可是，不无讽刺意味的是，在近代汉语世界，民族志却实在并非是什么新鲜玩意儿。粗略比较一下20世纪前期与后期的汉语人类学著作，我们迅即可以得知，今日中国人类学所谓之“民族志开拓”，相比于数十年前的水平，着实低了一大档次。在20世纪前期，中国不仅有精彩的个案民族志研究，而且也有关于不同做法的民族志的讨论，而这些都是今日的我们所比不上的。

　　为什么20世纪前期中国社会科学界会出现那么多格式多样的民族志?答案还是与国族建设所需要的“地方性知识”及“边疆政治学知识”有着密切的关系。不过，假如我们暂时悬置对既往成就展开的文化政治学批评，那么，兴许我们会发现，是这样一些一样地具有“隐晦的政治性”的论述，对于我们今天的学术，依旧是一种鞭挞与启迪。

　　此处我们选刊了几篇有关凌纯声、费孝通、任乃强、吴泽霖、林耀华、田汝康、俞湘文很久以前所作的“描述民族学”之作的述评，所选著述描绘的地方与人民，分布在不同地区——东北、华南、西南、西北，它们不以连篇累牍的叙述各自的民族志做法为己任，而是以不同的文本形态，铺陈不同的地方的物产、历史、人民、风土人情、社会生活。这些作者(其中，《贵州苗夷社会研究》一书的作者，是一个团队)受国内外诸多不同学术传统之影响，而能各持己见，赋予其“田野之所见”不同的解释，有的注重历史研究与现状研究的结合，有的注重社会结构的“地方性知识”，有的注重对边疆社会“轻描淡写”，显示出当时中国民族志的多元并存局面——他们早已都在“写文化”。

　　无需过度诠释，这些作品余音绕梁，给人无穷的回味……我们不要以为“前无古人”。

　　王铭铭

　　2009年6月19日

　　中国人类学评论第13辑

　　民国民族志：重读20世纪前期的中国论著

　　凌纯声与他的《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1934) 张友庭

　　社区研究与民族研究——读费孝通《花篮瑶社会组织》(1936) 杨清媚

　　一个民国学者的田野行走——任乃强和他的《泸定导游》(1939) 徐振燕

　　另一种民族志——读吴泽霖等《贵州苗夷社会研究》(1942) 李金花

　　山水·交游·罗罗国——读林耀华《凉山彝家》(1944) 罗杨

　　人心与群性的省思——读田汝康《芒市边民的摆》(1946) 夏希原

　　人类学的边疆关怀——读俞湘文《西北游牧藏区之社会调查》(1947) 侯豫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