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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拥有悠久的历史与古老的彝文典籍的彝族先民，记载下了西南农业经济的起源情况。从彝文古籍中，我们可以探索到母权制时期原始农业的产生，普通劳动者在荞、茶等栽培中的创造性作用，以及在赋税征收与粮仓建设活动中如何产生了国家政权。这些珍贵的历史文献，丰富了我国早期农业文明研究的内容。
［关键词］彝文；西南；农业文明；起源
［中图分类号］S-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459（2006）01-0016-07
战国时期司马错伐蜀、庄蹻王滇，开启了西南与内地的大规模交往，《史记•西南夷列传》是最早系统介绍西南各民族的资料。而汉文文献对在此之前西南的记述基本上是茫然无征，无法从文字的角度说明商周时代四川三星堆遗址青铜文化、时间跨度前后达4000多年的贵州平坝县飞虎山新石器文化层、2500年前的云南楚雄万家坝铜鼓文化等所代表的中国文明西南源头的丰富内涵。
礼失而求诸野。西南世居少数民族彝族的先民用彝文记载下了各族群早期开发西南的历程。在近年翻译出版的多部彝文古籍中，为我们探知西南农业文明起源提供了一条难得的蹊径。从中可以了解母系氏族时期原始农业的情况，父权制时代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普通劳动者在荞、茶等作物栽培中的创造性作用，以及在赋税征收与粮仓建设活动中如何产生了国家政权。为我国农业文明起源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内容与思路。
一、内涵丰富的彝文古籍
彝族拥有历史悠久的文字与彝文古籍。彝文在《滇系》、《大定县志》等方志中被称为“爨文”、“韪书”或“蝌蚪文”。如民国《大方县志•卷五、卷十三》记：“唐时纳垢酋，居岩谷，撰爨字，字如科斗，三年始成。字母一千八百四十，号日‘韪书’，即今夷字。”《滇系•杂载》中的类似记叙，则称纳垢酋为汉代人。其实，这段记载只是讲了“撰爨字”，并无发明、创造的意思，在岩壁、石碑上篆刻彝文以记事，是彝族先民的传统做法。
据《爨文丛刻》等彝文文献与彝族群众的传说，彝文的创造者为伊阿伍、吐实楚、恒本阿鲁、吉禄、毕阿西拉则、密阿叠等，都生活于战国时期四川、云南洪水泛滥的“六祖”之前。而彝文“是广大群众的智慧结晶，绝非一人一时所能创造的。”这些先驱者都“可能对彝文作过搜集、整理工作，其功不可泯灭”［1］（P202～203）
而新近发掘的彝文文献显示，女性与文字的发明密切相关。传统观念认为，文字是父权制、阶级与国家出现后的产物。但《物始纪略》等彝文古籍却记载，彝文是在母权制度下，因为农业生产的需要，众人约定俗成，由女首领够斯艺在绘画与符号的基础上创制出彝文。“在天下凡问，若不造文字，若不创文字，苍天无光彩，大地无光明，人难保性命。”即由于生产力发展和生产规模的扩大，加强和提高氏族社会管理水平的需要，将创制文字的任务提到人们面前。于是，“够家够斯艺，不停地思索，不断地创造，无数的文字，造出留人间。”［2］（P205—206）
根据经典彝文古籍《西南彝志》记载，彝族先人从远古的“哎哺时代”，就开始由毕摩、摩史用彝文记载历史。前人著述，后人增补。就这样，滇川黔桂彝族各支传承下来不见于汉文史籍所记载的彝文典籍估计在1万册以上，记录了彝族先民及相关民族几千年来经济与社会的发展演变过程，其中包括西南农业文明起源的情况。
彝语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包括彝、哈尼、傈僳、纳西、傈僳等民族的语言。据彝文古籍《彝族源流•第十二卷•彝人的根本》记载，在洪水泛滥之前，于彝族先民“六祖”之父笃慕的祖父武洛撮时，西南古代部落发生了大分化，12个部落中有11个演化成其他部族，只有武洛撮没有变，继承了原来共有的文化及文字，成为彝族群众公认的先族。因此，相关彝文古籍所反映的西南农业文明的产生情况，具有一种普遍的意义。
彝文典籍同时也对汉人社会产生了明显影响。《华阳国志•南中志》云：“夷中有桀骜能言议屈服种人者，谓之‘耆老’，便为主。论议好譬喻物，谓之‘夷经’。今南人言论，虽学者亦半引‘夷经’。”①而《滇志•爨蛮》则记彝族毕摩，“有夷经，皆爨字，状类蝌蚪。”②从而印证了“夷经”的文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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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学网
【本文责编：王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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