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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当代浙江民间信仰的调查与研究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浙江社会经济发展迅猛，文化建设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随着当代民间信仰的复兴，对于浙江当代民间信仰的调查与研究也进入研究者的视野。2004年2月15日，海宁市黄港镇五丰村的一场大火，致使参加民间信仰活动的四十多名老人被烧身亡，此事引起浙江省和相关地方政府部门对民间信仰问题的高度重视。此后，在浙江省社科规划课题的立项中，专门设立了关于民间信仰调研与对策方面的研究课题，在浙江省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省院合作”项目中，也把关于浙江民间信仰的调研作为重要内容，并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与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共同组织实施，该项合作已于2006-2007年进行了选点调研，调研成果已经分别以调查报告与学术会议论文的形式发表。
以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人员为主、联合浙江地方学者共同实施的这次大型课题调研活动，是我国学术界对于当代民间信仰开展的一次规模较大、地域较广、调研内容比较全面系统的调研活动。这次调研选择在温州市苍南县、台州市和义乌市进行，来自不同学术背景、不同研究领域的宗教研究人员和民间文化工作者参与了这次调研，调研内容广泛涉及到民间信仰的诸多方面：神祇信仰、仪式活动、祖先崇拜、不同宗教（如基督教、伊斯兰教）对民间信仰的影响，等等。通过调研，学者们对当前民间信仰活动和管理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
如何看待社会转型期民间信仰在民众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如何从社会控制的角度对民间信仰活动进行有效地管理等，是这次调研的重点。相比于其他宗教活动场所而言，民间信仰活动场所存在着数量大、规模小、参与信众广泛、管理形式多样等特点。曾传辉在《关于浙江省台州市民间信仰现状和管理的调查报告》[50]中，通过对台州市民间信仰现状的调研，结合地方政府和宗教管理部门对民间信仰的管理的实践，对当前民间信仰的管理问题提出建议。曾传辉把浙江省台州市的民间信仰现状总结为：第一，民间信仰的庙宇量多面广，星罗棋布，是村社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近三十年里全国各地三番五次地“整治”小庙小庵，自1996年以来，台州市根据省委、省政府的部署和要求，先后两次在全市开展了较大规模的未批小庙小庵的整治工作，称为“双建设，双整治”活动（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加强文化阵地建设；整治文化市场，整治社会风气）。最近的一次从2000年8月开始，为期一年多，台州市全市共清理小庙4918处，其中拆除的共 864 处，改作文化活动中心等其他用处的共 864 处，占绝大部分，暂时保留的共 601 处。但是，整治的效果实在差强人意，很短时间里民间信仰场所就恢复、“回潮”了。到2005年1月地方有关部门调查发现，台州全市仍有小庵小庙4170处，而同年正式开放的宗教场所为718处，前者是后者的6倍。据估计，存在的数字还要多。该市的路桥区2000年的调查数据显示，全区301个行政村，共有庙宇289座，其中未批的达263座。2001年“双整治”活动中，全区共拆除90座未批小庵小庙，余下的全部改作它用，其中153座被改作简单的老人活动室。第二，台州崇奉的神祇和香火祭祀范围传统深厚，类型多样，是文化传承的重要方式。神祇崇拜既有全国性的，更有大量地方性神祇存在，城隍、土地、玉皇大帝、观音、天地水三官、关公、龙王等全国性神祇信仰普遍，白鹤大帝、济公、钱王、胡公和张元帅等地方性神祇影响较大；民间信仰香火范围（信仰圈）仍然是与地方历史有直接关系；民间信仰的活动场所，主体建筑以清朝和民国时期的建筑较为常见。第三，民间信仰活动大多为精英牵头，群众热衷，是乡村自治的凝聚符号。在当前民间信仰的复兴过程中，群众的精神需要是基础，基层精英的串连和组织是关键。在调查报告中，曾传辉特别对临海市民间信仰管理经验进行调研和介绍。台州临海市从2004年2月开始对民间信仰进行管理，经过几年的实践，取得诸多成果与经验，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对于民间信仰的认识要有统一思想的过程。总结多年对于民间信仰的做法，当地地方政府和职能部门认识到民间信仰问题具有统战性、群众性、长期性等特征，要转变管理思路，改单一的“堵”为“堵疏结合，正面引导，规范管理，确保安全”，积极探索新形势下民问信仰场所管理办法。其次，对于民间信仰的管理要敢于实践，积极探索。通过具体实践，临海市制订了一系列的管理办法，并形成了具体的措施：1、纳入属地管理，把民间信仰的管理列入地方政府和相关职能部门考核之中，解决好管理主体的问题。2、建立工作网络。在全市镇（街道）、办事处、村（居）各级部门有3000多人的工作涉及民间信仰的管理，形成“各级有人抓，层层有人管”的工作格局，建立了工作网络和监管体系，解决了由谁管的问题。3、制定管理制度。制定《民间信仰活动场所管理制度》，编制了各镇（街道）《民问信仰活动场所工作台帐》，制作了全市及各镇（街道）民间信仰场所彩色分布图，促使管理规范化，解决怎么管的问题。4、落实安全责任，建立安全管理达标考核办法，加强安全检查，实施动态管理，解决了管理重点的问题。第三，对民间信仰正面对待效果好。面对民间信仰存在的现实，变打击制止为正面引导，既解决了民间信仰活动场所的问题，也消除了安全隐患，化解了群众抵触情绪，群众拥护，基层干部支持，各方面都积极支持，主动配合，保证了各项管理措施的贯彻落实。临海市的管理实践说明，做好民间信仰的管理工作有利于改善基层党群干群关系，有利于保护传统文化，有利于形成中国特色的宗教文化，更有利于宗教生态的平衡。
祖先崇拜是中国民间信仰的核心内容，在苍南县江南垟一带，大规模的宗祠修建现象和宗祠在新形势下社会功能的转换，引起了学者们的注意。肖燕在《江南垟宗祠的改造及其功能的转换》[51]中，通过对苍南县江南垟地区宗祠重建过程中宗族观念和宗祠功能的考察后指出，今天的宗祠中传统祖先信仰的内涵在发生扩展性变化，祠堂楹联及其碑刻内容更具有时代性，人们的社会活动更多地和祠堂活动联系在一起，续修族谱、联谊宗亲正在成为人们联络情感、建立社会关系的重要方式之一。叶涛、任双霞对苍南县仙居乡村落宗祠的现状进行了比较全面的考察，并通过对柘园村陈氏宗族族谱修成拜祖仪式的参与观察，描述了当地续修宗谱活动中的重要仪式——“圆谱”仪式。[52]陈进国、任双霞《义乌市田心村迎銮驾仪式调查报告》[53]，对义乌市田心村的家族祭祀仪式“迎銮驾”进行调研，并分析了信仰信仰与村落经济的关系。
多神崇拜是中国民间信仰的基本特点，在当前社会转型期的新形势下，民间多神崇拜呈现出一种怎样的发展态势，这种发展态势反映出民众哪些方面的精神需求。通过对温州、台州和义乌三地有一定影响的神祇和相关庙宇的调研，有多篇调研报告对这些问题予以探讨。任双霞在《义乌城隍：社会转型中的民间信仰》[54]一文中，考察了义乌城隍庙沿革的历史，对当前义乌市三个城隍庙的修建、管理及其仪式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考察。文章指出，义乌城隍庙经历了由一个从一个变成两个，两个变成多个的过程；在义乌，出现了“一地多庙”的特殊城隍信仰。这种变化与义乌城的扩张有密切关系。通过对义乌城隍信仰的形态进行分析，指出城市变迁带来民间信仰的自我调适与信仰的转型；民间信仰的转型适应城市变迁的节奏，并推动城市扩张带来的小小区进行内部自我整合。城市变迁与民间信仰的转型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纪华传《转型时期天台的济公文化与信仰活动》[55]、林子周、陈剑秋《江南垟林泗爷信仰及庙会活动调查》[56]、林亦修《船祭：社区共同体的历史记忆——温州南部苍南县杨府爷信仰中的“船祭”仪式调查》、《重建庙宇：村落传统的延续与重构——苍南县钱库镇双排方村重建娘娘宫田野调查》[57]、汪桂平《以百祥庙为中心的当地民间信仰现状调查》[58]、冯晓燕《民间寺庙的功能和特点分析——以苍南柘圆村魁星阁和雅店桥村文昌阁为个案》[59]、林子周、郑筱筠、陈剑秋《江南垟“灵姑”信仰调查研究》[60]、郑筱筠《神圣空间的层次和神圣时间的累加——浙江省温州市苍南县的拜经仪式分析》[61]等报告，大多是结合具体神祇崇拜和仪式、集合庙宇的重修和管理，对社会转型期民众的信仰心理、民间寺庙重修中的社会权威与权力纷争、民间信仰管理出现的问题等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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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宗教学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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