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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史诗研究
关于国外史诗的研究论文中有国际视野的应属朝戈金的《国际史诗学术史谫论》[48]，该文从国际史诗学术研究的跨越——从西方韵文传统转而向非洲、美洲和大洋洲、阿拉伯人、阿尔泰语系诸民族的史诗传统，东亚和东南亚农业文明中的史诗演述——这样的背景下重新审视其学术史。作者选取了在其漫长的研究过程中较具代表性的人物和学说的轮廓，如从古希腊的思想家们开始对史诗性质的探讨到20世纪学术研究的转向，如“口头程式理论”的形成、“伦敦史诗讲习班”的持续举办及《口头传统》(Oral Tradition)学刊的面世；最后又介绍了我国史诗研究史。
相较于我国的活态史诗研究，对国外史诗的研究多从文本入手，如德国《尼伯龙根之歌》、西班牙《熙德之歌》、古希腊《荷马史诗》、印度《罗摩衍那》及《摩诃婆罗多》的研究。
李钥与贺松柏合作完成的论文《<尼伯龙根之歌>民族心理学研究史述》[49]中认为，《尼伯龙根之歌》被人们一再吸收、咀嚼、利用，成为了德国民族特征的发射空间。历经多年史诗的研究时常偏入政治意识形态甚至是民族精神的轨道。却鲜有学者来探究这种种政治行为的心理根源，以及该作品所蕴藏的巨大民族驱动力。国内的学术界对于中世纪的文化和文学，由于认识的局限性和不足存在着偏见。《尼伯龙根之歌》在中国研究的薄弱、单一、主观。从《尼伯龙根之歌》来进行德国民族心理研究对于现在中国面临的全球化趋势和未来的挑战，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王智慧在<熙德之歌>叙事逻辑分析》[50]中从叙事学的角度发现：《熙德之歌》讲述的故事是一个连接式复合序列。从这个序列中我们可以发现史诗恒久的主题：征战和复仇，发现古代英雄的至上的荣誉观。
蹇昌槐《荷马史诗与希腊帝国》[51]，《伊利亚特》是西方文化帝国的重要档案。史诗不仅建构了西方殖民叙事的基本模式，而且在经典化的过程中为希腊帝国的对外扩张营造了浓郁的文化语境。因此，只有重解《伊利亚特》的殖民叙事，才能够全面地阐释希腊帝国从种族主义到殖民主义的范式转变。陈昶与李惠在《浅析<伊利亚特>的语言特色》[52]中，从《荷马史诗》之《伊利亚特》的诗歌语言探析了荷马广博的知识和继往开来的胸怀。到苏格拉底生活的年代，他已是希腊民族的老师，荷马的作品深深影响了后世学人的创作。
吕超《天竺梵歌——从两大史诗追溯古印度讲唱文化》[53]，有学者认为世界上只有两个民族(古印度、古希腊)成功地创造出一种简单而优美的诗律，它可以在长篇诗歌中干变万化，因此听众总能体验到一种清新之感。以印度史诗在讲唱时所使用的语言为例。两部史诗都是经过数百年才得以形成的，成书的年代是在公元前4世纪到公元4世纪之间。作为新兴的世俗讲唱文学，它虽然用梵语写成，但在语音和语法变化上比吠陀梵语简易许多，也有别于正在形成的古典梵语，是一种适合大众的通俗梵语。口头流传的史诗，因传播途径的特殊而衍生出各种不同的版本。首先，口头讲唱的故事层层演绎，最初的讲唱者广博仙人给发喜讲述的是原始版本，后来的两个讲唱者则加上了自己创编的故事。其次，每一次讲述都会发生讲唱者和听众之间的互动和问答，这也对故事情节产生了一定影响。第三，史诗原本是刹帝利歌手的巅峰之作，是英雄主义和征战沙场的作品，后来则在婆罗门影响下变成了教诲民众的工具。最明显的篡改当属史诗前后的立场对峙：前半部分歌颂俱卢族，因为是依附俱卢族国王的歌人创作的；当“江山易主”后，艺人们又加进了偏袒般度族的颂歌。基于上述原因，学者们便把《摩诃婆罗多》称为“发展中的史诗”。与《摩诃婆罗多》的动荡幻灭相比，《罗摩衍那》则充满着理想情怀，更多诗情画意的叙述。《罗摩衍那》文风老练，用典雅的语言成功再现了古印度社会中的崇高精神、国王职责和社会理想。
唐帼丽和季百春《论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的美学本质》[54]将史诗的表现特征作为审美的对象加以认识，指出史诗将史学性与文学性融合为一体，站在历史的环境及原点上.透视人性的复杂状态.揭示由于人性矛盾客观的存在而导致历史战争的社会现实。认为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在史诗的表现特征上、叙事结构上以及全面地对人性加以诠释方面，具有独特审美表现的魅力。
陈敬玺《论<失乐园>对西方史诗传统的继承与发展》[55]从约翰·弥尔顿的代表作《失乐园》的英文文本细读入手，从结构、题材、风格三个方面论述了诗人对自荷马以来的欧洲史诗传统的继承、创新与发展，同时探讨了这种继承、创新和发展的内在原因，亦即古典文学、希伯来文学与文艺复兴文学三股潮流在诗人身上的激荡碰撞与融会贯通，而其中又融入了诗人在激烈动荡时代中的坎坷经历和遭遇。
总结
总的看来，2008年史诗研究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理论探讨上都有所建树，具体到某一史诗或研究较为充分，或研究者寥寥如《江格尔》、《玛纳斯》，这种现象的出现可能与研究者的研究旨趣有关。令我们感到欣喜的是南方少数民族史诗研究取得了不错地进展。
我国活态史诗蕴藏量的丰富与研究的相对薄弱是不成比例的，在不间断地搜集文本的过程中，我们应该加大对三大史诗研究力度，要更多地关注史诗艺人，应该转变史诗研究范式，使中国成为史诗研究大国，当然这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希望“中国史诗类型学研究”的相关成果对史诗的研究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学人们在踏踏实实地做调查，从田野中获取第一手的资料的基础上更广泛地运用新理论、新方法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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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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