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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上世纪90年代的故事学主要是对80年代末的延伸，但研究更为深入和系统。以故事类型研究为例，80年代的类型研究仅涉及个别类型，而90年代对所有著名的故事类型几乎都有调查和研究，将这类论文一一列举出来，在一篇文章的篇幅里几乎是不可能。仅在1994和1995两年间，就有近十种故事类型被学者们所关注。其中有陈建宪的《论中国天鹅仙女故事的类型》(1994)、傅光宇的《“难题求婚”故事与“天女婚配型”洪水遗民神话》(1995)、范垂政的《论民间故事<天鹅仙女>的族属问题》(1994)、江帆的《AT706故事研究——谭振山讲述的<断手姑娘>及其比较研究》(1994)、刘晓春的《多民族文化的结晶——中国灰姑娘故事研究》(1995)、顾希佳的《龙蚕故事比较研究》(1995)、陈岗龙的《<尸语故事>：东亚民间故事一大原型》(1995)等。
除类型学的研究之外，还有故事学理论、比较故事学、故事演变史、故事讲述家、文化人类学故事学、民间故事原型批评、母题(主题)学故事学等均有一系列成果，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故事学研究的队伍不断壮大，涌现出一大批专注于民间故事研究的民间文艺工作者，他们在故事学方面大都有自己独特的研究领域，具有鲜明的研究个性。
在故事学理论方面，主要以许钰和刘魁立为代表。刘魁立热衷于中国民间故事分类体系的建立，为此做了大量的工作。中国故事学研究要建立自己的研究平台，突出民族性，必须建设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分类系统，以面对浩如烟海的民间故事资料。基于此，刘魁立在《关于中国民间故事研究》(1994)一文中再次提出编纂具有中国特色的类型索引的必要，“编纂亚洲有关民族的比较索引”尤其必要与适时。中国现代民俗学家中，大概许钰老师最专注于民间故事的研究。他在故事学理论方面的建树也最为丰厚。《口头叙事文学的流传和演变》(1994)一文论述了民间故事流变的五种形式：1)主人公性格基本定型；2)故事主题或主人公性格在历史传承中发生重大转变；3)故事的中心母题不变，在传承中各种成分不断变化；4)在传承中不断吸收其他故事的情节和母题；5)故事流传后，在原来基础上又增续新的内容，使故事情节进一步发展。文章运用了世界故事流传学派和芬兰学派的观点，又突显中国故事的民族文化特色、书面文献流通影响等特点，代表了民间故事一般特征研究的水平。
整个90年代，比较故事学方兴未艾，比较的角度和范围逐渐扩大。对同一民间故事类型在历史上的具体流传变异过程和在不同民族、地域分布情况进行比较研究，历来是故事学的重要课题。钟敬文的《中日民间故事比较泛说》(1991)是一篇经典论文。通过中日两国相同的53种故事类型，论证了中国和日本的民间故事具有“亲密关系”，同类型的民间故事非常多。这种根据比较研究提出的结论，在我国学界还是首次披露。文中对两国的灰姑娘型教事和老鼠嫁女型故事进行了充分的材料引证，并从历史纵向的流变和两国间的细致区别上提出了自己的一系列看法。从事比较研究的学者中，刘守华是最突出的一位，发表这方面的论文最多。其专著《比较故事学》(1995)集中国现代比较故事学之大成，“目的在于倡导以更为系统的比较研究的方法来研究中国和世界各国的民间故事，以充实我们对民族文化和人类文化的理解。”这部专著既是对此前研究成果的阶段性总结，又是“比较故事学”的建构尝试。作者提出，除进行跨国、跨民族的比较之外，还应进行跨学科比较。他说“我们应当在对民间故事作跨学科比较研究方面进行新的开拓。这就不能停留在只是对民间故事的某些传统形象和情节作民俗学、宗教学解释的水平上，虽然这种解释也是必要的。而要有意识的以比较的观念和方法让两方面互相参照，彼此阐发，现出新的意蕴。在以刘守华为主的学者们的共同努力下，比较故事学在中国比较文学领域占有一席之地。
从“史”的角度研究古代故事文本，刘守华可谓一枝独秀。他梳理了许多故事类型演变的轨迹，《中国民间故事史》则是这方面的扛鼎之作。
正如许钰在《民间故事讲述家及其个性特征》(1995)一文中说：故事讲述家研究“在80年代形成了一个不小的热潮。”当时，围绕着著名的故事家金德顺、满族三老人(李马氏、佟凤乙、李成明)、山东四老人、刘德培等的调查和故事集的出版，学者关于故事家的传承活动、个性风格乃至传承能力展开大量讨论，形成了一批很有参考价值的研究成果。到了90年代，对故事讲述家的关注不再局限于讲述者本人，而扩展到讲述者与讲述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从讲述者所处的演述环境、具体场景、生活契机等方面来探讨故事讲述活动展开的程序过程。王作栋多年跟踪调查刘德培故事讲述活动，他的《从村落到社会——中国农民故事家刘德培故事活动简论》一文(1995)，在村落社会生活中审视故事家刘德培故事讲述的实际形态，大大拓宽了对讲述主体的观察视野。江帆的《论辽宁女故事家活动的文化特征》(1990)则把性别意识引入故事传承的研究当中，从性别差异的独特角度研究女性讲述人，揭示了女性讲述人的“在场”优势及其她们的身份、角色、讲述行为的特征。江帆的另一篇重头文章《口承故事的“表演”空间分析——以辽宁讲述者为对象》，运用表演理论清理了讲述者与听众、讲述者与研究者之间的对应关系。这些研究包含了表演场景、活动过程、记录文本(内容、体裁、风格、形式、思想情感)、生活意义等故事讲述活动的各种因素的考察，将故事学研究引入了一个更为广阔的天地。
在文化人类学故事学领域，参与研究的学者众多，他们依循人类学研究的路子，直接从民众中搜集第一手材料，强调正在流传的故事材料的重要意义，并将文献材料和“田野”材料进行比较处理，经过分类分析，揭示故事的历史根源、文化意蕴、社会功能和结构范式。
这方面的优秀论文举不胜举，诸如刘宁波、李琦的《兽性与人性：人与异类婚姻故事之人类学建构》(1995)、刘锡诚的《民间故事的文化人类学考察》(1994)、郑海的《男性文化对女性文化的冲突：难题求婚型故事研究》(1990)、徐华龙的《变婆考》(1991)、周北川的《“解难题”母题的文化人类学溯源》(1998)、安德明的《万物有灵与人兽分开——猿猴抢婚故事的文化史意义》(2000)、林继富的《守禁违约的背后——“猎人海力布”型故事解析》(2000)等。值得特别提出的是，顾希佳在这方面用功最勤，论文最多，成绩也最为突出。
神话——原型批评流派兴起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其代表是加拿大学者N•弗莱，他在1957年出版了《批评的解剖》一书。此书标志该流派达到了一个高峰。所谓原型“是无数同类经验的心理凝结物”，弗莱认为，“原型是一些联想群(associative clusters)”，是指“那种在文学中反复使用，并因此而具有了约定性的文学象征或象征群。”早在80年代初，就有学者将这种方法运用于故事研究，乌丙安的《藏族故事<斑竹姑娘>与日本<竹取物语>故事原形比较》堪称典范。到了90年代，更多的民间故事原型批评成果涌现出来，如刘晓春的《灰姑娘故事的中国原型及其世界性意义》(1997)、丁玲的《<孟姜女>故事的原型批评》(1993)、纪永贵的《蚕女故事的文学——文化学解读》(2000)、金名的《试论梁祝故事的原型与侠女说》(1991)、齐红伟的《桃花意象与阿妮玛原型》(1997)、万建中的《赶山鞭型禁忌母题的意象符号释义》(2001)等。上述成果在告诉人们：一些故事的内容和形式只不过是人们用来表现无意识欲望的一种工具。我们对故事的理解不能只停留在表层上，而应该像研究神话一样，更深入的挖掘故事的内在含义，即人类的无意识是怎样得到宣泄和满足的。
运用母题(主题)学研究民间故事的学者当中，王立和万建中的成果比较突出。仅在2000年，他们就发表此类论文多篇。王立发表的论文有《古代侠义复仇故事流变及其三种倾向》、《中古汉译佛经与小说“发迹变秦”母题——海外意外获宝故事的外来文化触媒》、《人兽通婚故事的人类学内蕴及积极质素》、《古代动物悼亡殉死传说的文化内涵》等；万建中发表的论文有《一场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刻对话——从禁忌母题角度解读天鹅处女型故事》、《蛇郎蛇女故事中禁忌母题的文化解读》、《两种理财观念的碰撞与农民心态的宣泄——识宝取宝型故事中禁忌母题释义》、《避讳型故事中禁忌母题的文化解读》等。上述文章从母题(主题)的角度审查民间故事，或者说把民间故事中的母题(主题)抽提出来进行专门“会诊”，是很好的母题(主题)学研究。这种研究是把拥有相同母题(主题)的不同类型的民间故事置于同一层面加以考察，清楚同一母题(主题)在不同类型故事中的分布及在某一故事类型中的流布，进而运用传统的民间文艺学的方法发掘各种母题(主题)的“文化遗留”(culture surviv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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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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