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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近20年来中国故事学的繁荣，主要得益于以下三方面的因素：(一)此前的民间故事研究成果起了很好的借鉴和示范作用，为故事学的进一步发展作了厚实的铺垫。代表性成果诸如钟敬文的《略谈民间故事》(1955)，毛星的《不要把幻想和现实混淆起来》(1956)，李星华的《关于白族的民间故事传说》(1959)，刘守华的《试论民间童话里的传统形象》(1959)，贾芝的《民间故事的魅力》(1961)，张紫晨的《略论动物放事》(1962)，戈宝权的《关于阿凡提和阿凡提的故事》(1963)，魏同贤的《漫论新故事》(1964)，冯贵民的《长工和地主故事的教育作用和艺术价值》(1965)等。尤其需要提及的是赵景深于1928年出版的《民间故事研究》，这是中国第一部故事学专著。另外，钟敬文先生早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撰写的一系列民间故事方面的经典性论文，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这些论文仍闪烁着耀眼的学术光辉。其中大部分的论点、论据和论证至今也没有被超越，诸如《中国的天鹅处女型故事》、《中国的地方传说》、《老獭稚型传说的发生地》、《中国的水灾传说》、《蛇郎故事试探》等等，倘若现在投稿发表，仍旧是处于学术前沿地位的。
(二)《中国民间故事集成》的编纂出版，是我国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民间口头故事文字化书面化的运动。这种民间故事资源共享的大好局面着实令民间文学工作者们狂喜不已。可以说现在已进入了研究民间故事条件最好的时期，难以胜数的民间故事作品足以满足研究者们各方面的需求。正如许钰老师所言“中国民间故事集成工作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它是大规模的口承故事从讲述到书面的系统工程。这项工作包括普查、讲述、记录(记录故事本文和故事有关的历史、文化和自然背景以及讲述现场情况)，还整理、编选、编写讲述家材料、制图表等。它在口承故事学中属于采录论范围，但它在工作中所涉及的问题以及这些问题的处理，却与故事学各部分理论相关，工作中反映出来的故事分布。流传演变情况，更是故事学研究最为关心的。”
(三)西方故事学著作得到系统译介。一批重要故事学论著，如美国汤普森的《世界民间故事分类学》(1991)、艾伯华的《中国民间故事类型》(1999)、美籍华人学者丁乃通的《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1986)和《中西叙事文学比较研究》(1994)、前苏联李福清的《中国神话故事论集》(1998)、日本伊藤清司的《中国、日本民间文学比较研究》(1993)、《日本故事学新论》(1992)等，先后译成中文出版。这些为中国故事学研究的开展提供了理论和方法论上的帮助。普罗普的《民间故事形态学》不仅是世界故事学中的力作，还被西方学界推崇为结构主义方法的奠基石。此书中文全译本也即将出版。值得一提的是，刘魁立致力于系统介绍西方几个学派研究神话故事的成果及方法，并将西方的理论和方法加以实际运用，对“蛇郎”、“螺女”、“狗耕田”等中国故事所作的精细研究，为西方故事学理论的中国化作出了贡献。
(本文原载《西北民族研究》2005年第4期；注释及图表请参见纸媒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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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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