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处事谨慎，反对“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要求“临事而惧，好谋而成”。［53］他主张多闻多见，慎言慎行，［54］强调“敏于事而慎于言”，［55］“讷于言而敏于行”，［56］认为“以约失之者鲜矣”。［57］　这是与中国人胆小怕事和因循守旧的性格相一致的。民间格言所说“树大招风”、“人怕出名猪怕壮”、“枪打出头鸟”、“出头的椽子先烂”等等就是警示。中国历史上的封建专制余毒很深，使中国人养成了胆小怕事、因循守旧的性格，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不敢担责任，缺乏冒险精神。　　　　　　　

孔子成为中国人师法的典范，得力于后世尊孔和孔子地位的提升，得力于作为“四书”之本的《论语》的推广。历代帝王加封孔子，祭祀孔庙，帝王的尊孔活动贯穿于整个封建帝王时代。［58］因孔庙而设立学校或因学校而设立孔庙的“庙学制度”将儒家思想和孔子人格传向千家万户，影响到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59］自汉代以来，《论语》成为最普及的启蒙读本，［60］唐宋以来又成为科举取仕的重要内容。［61］这样年复一年，世世代代，孔子人格对中国人的心理结构、价值观念、道德伦理以及风俗习惯都产生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当然，孔子的影响不仅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而且也很深远。这也应该予以充分注意。

孔子人格与中国人的民族性也存在着悖论。孔子不仅学而不厌，而且乐以忘忧。他说：“学如不及，犹恐失之”［62］，认为“朝闻道，夕死可矣”［63］，表现出对知识和真理的渴求。他“发愤忘食，乐以忘忧”，［64］是快乐学习的典范，但是后世学子“十年寒窗苦”，“学海无边苦作舟”，鲜有孔子那样的学习乐趣。这当然是出于社会的原因。因为后世的读书多是为了考取功名，正如今天的应试教育，学生们自然苦不堪言。还有“言必信，行必果”，本来是孔子对过分拘泥于信义的批评，［65］后世却成为重信用、讲义气的格言。这是因为信义符合社会的价值观，社会对其进行了“转读”。此外，“三思而后行”也不是孔子的主张。季文子优柔寡断，凡事要经过多次考虑才去做。孔子认为应该果断些，考虑两次就可以了。［66］但是直至今天，社会仍然认同　“三思而行”。因为谨慎从事适应社会的需要，符合中国人的习惯，具有规避危险，保护自己的功能。这就说明，社会需求决定了文化对于典范人格的取舍，其关系模式如下：

（图表4）

孔子通过学习古代文化（文化1）和适应当时社会（社会1）而造就了他的独特人格。孔子的人格被后世社会（社会2）筛选作为典范人格，而进入文化系统（文化2），这个社会和文化系统通过尊孔确立了孔子人格的典范地位，使之影响中国人的群体人格。由于中国封建社会和文化是一个超稳定系统，长达两千年之久，那么孔子典范人格对群体人格的影响也是稳定而持久的，日积月累，世世代代，形成了坚实而稳固的文化积淀。如图所示，文化与社会造就了人格，包括典范人格和群体人格。同时，文化与社会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人格对社会和文化也有能动作用。

五四新文化运动批判孔家店，动摇了孔子作为典范人格的基石。而在文化大革命以及批林批孔运动中，孔子形象在中国人心目中被全然抹黑，孔子人格对中国人的典范作用被彻底摧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高速发展，与此相伴随的是物欲横流，人们的价值观发生了变化，中国人的民族性也随之发生了变化。近年来提出建设精神文明，复兴传统文化，重建社会价值体系，出现了国学热，孔子热。社会再次选中孔子作为人格典范。因为只有孔子人格最能体现中国人温和善良、讲求实际的品质，最能贴近中国人传统的民族性。我们应该顺应时代要求，借鉴历史经验，重塑孔子的典范人格。从历史上看，孔子人格典范的结构图如下：

我们可以建立相似的结构，以取得相似的功能：

（图表5）

（图表6）

在两个示意图中，上方两个支撑点都是来自官方，两者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并且利用权位势能施加影响于民间。这是单向影响的关系，正如德国民俗学文化沉降理论所阐释的，主要是上层文化影响下层文化，而不是相反。［67］下方两个支撑点都是来自民间，承担着对青少年进行人格早期培养的功能。这与文化人类学心理学派的理论十分吻合。他们认为，儿童的养育习惯对于人格的形成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68］

当然，今天的复兴传统文化决不是要复旧和复古，不是面向过去，而是面向未来。在这个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里，在民主、自由与人权逐渐深入人心的今天，孔子人格的典范作用不会等同于以前，因为孔子不会恢复到以前　“至圣先师”　的地位，《论语》也不会再成为学童的启蒙读本和官场仕途的敲门砖。我们应以史为鉴，与时俱进，对孔子人格重新认识和重新解读，吸取其精华，塑造今日社会所需要、民众所认可的孔子典范人格，推动全民道德的提升，促进国人民族性的升华。中国不仅要以繁荣富强的英姿屹立于世界，而且中华民族也要以崭新的精神面貌和高雅的民族气质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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