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难重重的拓荒尝试
然而,王晓望并非没有烦恼。顶着联合国项目的帽子下到基层,当地人包括政府都以为她是一位“财神”,期待她能给当地带来“立竿见影”的效益。但王晓望的力量很薄弱。事实上,她连自己的交通问题都没法解决,在当地政府要不到车的情况下,她就坐公共交通工具。最夸张的一次,她搭了一辆双排座汽车,只能容纳6个人的驾驶室内,仅后排就挤下了十几个人。
相互之间的联系也很困难。在通讯已经十分发达的今天,猛地来到从江山村,大有恍若隔世之感。手机经常没有信号,不用说找村民,连王晓望特意选定的“种子记录员”都联系不上。经历了几次接近崩溃的焦虑以后,她吃一堑,长一智,每次让人多留一个备用电话,在失去联系的时候,还有第二个途径与这个村取得联系。
让村民理解这个项目也存在一定难度。在项目规划中,自己记录自己的文化遗产是一个工具和手段,目标是要实现当地人自身的文化自觉,提升当地人管理自身文化资源的能力,并且从中摸索出发展经济的途径。
“我没法跟他们说提升文化自觉,因为当地人听不懂那么虚的名词,他们更需要看得见、摸得着的实实在在的成果。”王晓望说。从某种程度来说,商业化和市场经济所带来的“急功近利”的想法,成为了从江文化绘图项目的最大障碍。
在技术上,此次记录不仅要有文字,还要有影像,而她选定的记录员中,仅有两个人摸过照相机和摄像机。尽管经过了专门的培训,要让他们熟练掌握这些技术,还需要一定时日。
动员村民参与是项目的宗旨,但是在从江,由于居住分散,村民自治的力量十分薄弱,又缺乏强有力的宗教凝聚力,动员工作也很艰难。王晓望不想过多依赖行政力量,也不想让项目变成十几个“种子记录员”的“独角戏”,她在两者之间艰难地寻找着平衡。
“希望会有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可以让项目更好地实施下去,能做到什么程度就做到什么程度。毕竟这是一项改变民众意识的基础工作,没法一蹴而就。”王晓望说。(□ 本报记者 王珍 实习生 陈玉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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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西班牙千年发展目标基金“中国文化与发展伙伴关系”项目
2008年启动,总项目执行期为3年,总预算为700万美元,在西藏、云南、贵州、青海4个试点省区的教育、卫生、就业等领域进行。
文化绘图
人类学概念,指社区经过讨论,决定本社区所拥有的独特的文化资源范畴,并由社区对文化资源进行记录、整理和运用。最早于上世纪60年代末在澳大利亚的原著民社区展开。经过在澳洲、北美洲、非洲和亚洲等众多原著民社区的多年实践,文化绘图已被证实为鼓励社区百姓积极参与社区发展的一个有效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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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族报》 2010-0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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