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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所持的学术立场是：民间文学是文学;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民间文学因其创作多是不自觉的、是群体性的、是口传的，故而在诸多方面与作家文学不同，而是特殊的文学。具体说来，一，民间文学首先是文学，是民众的集体口头文学，具有共时的类型化和历时的流变性特点;二，研究百年民间文学学术史，不仅需要普通文艺学的武器，还要借用民俗学和文化人类学的武器——理论和方法;三，打破“民俗学80年”体系成说，建立独立的百年民间文艺学学术史体系;四，展现文化对抗与文化融合的文化发展大背景下的民间文学学术发展历程的特殊性。然而，通观已有的民俗学史类著作或俗文学类著作，多以历史发展线索和大事纪的记述为特点，而缺乏或不重视对民间文艺学思潮和对有代表性的学者的学术思想的评论。笔者则力求把每个有代表性的学者放到一定的时段(历史背景上)和学术思潮中间，对他们的学术思想或著作的创见作出简明扼要的历史评价。把百年多种学者学术的学术思想排列与组合起来，就成为笔者所重构的学术发展史。
民间文学(口头文学)与作家文学不同，是民众以口传心授的方式世代相传的群体创作，与人民生活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即：一方面以民众自己的立场认识生活描写生活，另一方面与民众生活形态(物质的和精神的)不可分割，有时甚至就是生活形态本身，如粘连着或某些民间信仰或干脆就是民间信仰的说明或民间信仰的一部分。这就决定了，即使运用文学的研究方法去研究民间文学，也与作家文学有所不同。民间文学的研究，不论采用何种具体的方法，都必须遵循唯物史观。
《20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成了我的一部代表作。对于这部书的成败得失、是非功过，一批学界朋友已经在中国文联理论研究室和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联合召开的座谈会上发表了很好的意见，包括批评和质疑。(见《世纪描述：民间文学学科的历史风貌——〈20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座谈会纪要》，《民俗研究》2008年第1期)。当然，有些意见和问题，没有能够展开，只是浅尝辄止而已。座谈会后，好几位学界朋友，如刘守华、陶立璠、吕微、高有鹏、李丽丹等，又写了专文予以评论。他们对笔者劳动的关注、肯定和期望，是一份份难得的、珍贵的礼物。这部书业已为大陆和台湾许多高校中文系民间文学和民俗学的研究生的参考书。有生之年，还会做重要的修订，以弥补批评家们所指出的不足，是其更尽人意。
还要交代的是，自1986年起，《民间文学论坛》编辑部邀请一些文化学者来开会，乐黛云先生说，法国学者提出要与北大合作研究中国文化中的象征，北大没有这样的专家，希望由我和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牵头来做。乐老师是我在北大时的老师，在她的启发下，我开始提倡并着手研究象征问题。象征问题是民俗学的一个大的研究课题和研究思路，从象征入手，可以更深入地进入和阐释民俗现象的内部特征和民间文学作品中的一些难解的问题。开始时，由我和王文宝先生组织全国民研会系统有研究能力又贴近生活、熟悉民俗现象的文化研究人员来做，编撰了一部《中国象征词典》(天津教育出版社1991年)。在定稿时，我深感我们在象征问题上的研究水平还比较低，于是我断然地将全部原稿中抽去了差不多1/3。深入的、多少令人满意的研究，显然还要待以时日。后来，出版了中央民族大学祁庆富教授主持的中国少数民族象征研究，北京大学周兴教授和王铭铭教授从人类学角度对象征的研究，居阅时、瞿明安编《中国象征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象征文化丛书》十册，……他们的成果在理论上有了较大的提高，象征研究在我国人文学界得到了重视，也已渐成气候。而我运用象征理论或从象征的角度所撰写的一些文章，后来结集为《象征——对一种民间文化模式的考察》，也比以前有了提高步，其中取材自民间文学的文章，如《动物的人文角色意义》、《失落了的意象》和《钟馗论》(先期发表于台北《民俗曲艺》第111期，1998年)，在研究方法上的开拓和象征意象的开掘上，起码自己还算满意。而《钟馗论》还被钟敬文老先生选进了他所主编的建国50年民间文学文论的选集中，并在序言中给予首肯。象征研究在我国还在起步阶段，还有待于更深入的梳理研究和更高层次的理论提升。
2002年，冯骥才先生发动了民间文化抢救工程，继而国家文化部于2003年启动了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2004年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接轨，改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非物质文化遗产”一词始进入中国官方文件和学坛。民间文学以及民俗学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大好发展繁荣时机，同时，也向民间文学学科和民俗学学科提出了挑战和问题。譬如，文化理念的转换与更新，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民间文学或民俗学在观念上的异同，历史观与价值观的一致性与矛盾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时代命运，保护政策与保护实践，等等。这些，对于向来龟缩在“象牙塔”里、孤芳自赏的中国民俗学界来说，无疑都是一些新的问题，也是面临一次世纪性的考验与挑战。作为一个老民间文学工作者，我相继被聘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学术委员会委员和中国民协抢救工程专家委员会委员，自觉地打破了惯常的生活，走出书斋，应召参与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手册》的编写与统稿定稿，参加了一些学术性的评审、咨询、辅导、督察工作以及相关的学术会议，也撰写了若干篇与保护的实际工作有关的或纯属理论探讨性的文章，内容主要是民间文学普查、特性、申报、保护、传承与传承人等诸方面。略有些影响的是《传承与传承人论》、《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民族文化精神》、《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性质问题》以及《新世纪民间文学普查与保护问题》等篇什，因为这些论题与国情、与实际保护工作息息相关，而又结合自己多年来的田野经验和理论探讨做了一些思考。近期我已把近几年来所写的这些论文，仿照中国文联出版社为我出版的《民间文学：理论与方法》，辑为一本自选集《非物质遗产：理论与实践》(学苑出版社2009年5月)，或可为广大“非遗”战线的文化工作者与民间文艺专业学者们参阅与指正。在我看来，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民俗学并不完全是一回事，互有异同，尽管二者的要义都是要在研究的基础上，希图留住中华文化的根脉。但要使“非遗”进入中国官方的学科目录，前面的路还漫漫系其修远，还要靠政府主管者和学者们各自做更多的努力。
在我余年的时间表上，民间文学的研究，也许还会持续一个短时间。至于还能写出什么东西来，只有上帝知道了。
2009年元月20日于北京安外东河沿寓所
2009年12月29日改定
[1] 拙文《整体研究要义》，原载《民间文学论坛》1988年第1期;后收入拙著《非物质文化遗产：理论与实践》，学苑出版社2009年5月第1版，北京。
[2] 徐华龙《世界性研究课题》(评《中国原始艺术》)，《光明日报》1998年10月22日。刘爱民《登上蛮荒高原的刘锡诚》，《作家报·文坛觅踪》(济南)1998年10月29日，又见《文艺界通讯》(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编)1998年第10期。钟敬文《我的原始艺术情结》，《文艺界通讯》1998年第10期。司马文缨(王兴仁)《人类童年呓语的颇解与诠释——读刘锡诚〈中国原始艺术〉》，《文艺界通讯》1998年第10期。陶阳《被开垦处女地上的一棵绿树》，《文艺界通讯》1998年第10期。丁道希《混沌中的初始探索——读刘锡诚〈中国原始艺术〉》，《文艺界通讯》1998年第10期。向云驹《原始艺术研究的可喜收获——读刘锡诚〈中国原始艺术〉》，《文艺界通讯》1998年第10期。何西来《小小的阶梯——谈刘锡诚〈中国原始艺术〉的学术方法》，《书与人》(南京)1999年第6期。吕微《评〈中国原始艺术〉》，《文艺研究》2001年第3期。陶思炎《刘锡诚——民俗学理论家与探索者》，《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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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民俗学博客－边缘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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