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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请上门来采访。1927年“四•一二”事变后，被国民党广西省政府视为韦拔群的最高政治顾问的叶一茅(又名叶非英)先生，曾任东兰第三届农民运动讲习所(主任韦拔群)教务长，与韦拔群亲密相处过一段时期。他是黄现璠在广西省立第三师范学校读书(1922～1926)时的哲学老师。1951年9月，黄现璠到东兰等县慰问、调查和采访时，从三师校友黄润生(广州中央农民部第六届农讲所学员、东兰第二届农讲所教员)处得知叶一茅在广州新民中学任教。1955年5月下旬，黄现璠应邀到原任过教的广州中山大学历史系作学术报告，报告完后的第二天，即在自己的私淑弟子、中山大学张寿祺教授的陪同下前往广州第十四中学看望和采访叶一茅老师，了解到一些情况，黄现璠仍感不够，便于翌年寒假期间邀请叶一茅老师重游桂林，住在家中三天，每天采访一、二个小时，笔录了一些十分有价值的“口述历史”资料。[13](p205)上述一系列对右江革命知情人的采访，为黄现璠后来完成《韦拔群评传》(初稿三卷)打下了坚实的“信史”基础。
五、采访笔录准确完整。一是时间、人名笔录准确完整。例如，1952年夏、1955年春和1956年底，为了收集宋代侬智高起义和清代吴凌云、吴亚忠反清起义的史料，黄现璠先后三次前往扶绥、上思、宁明、龙州、大新、天等、德保、靖西等县调查和采访知情人，收集口述史料。他先后采访了莫晚(曾任清代吴凌云创建的延陵国的义军副帅)后人莫成春(扶绥县东罗居民，时年79岁)、程世芳(东罗上屯村人，时年88岁)；扶绥渠芦村人吴明靖(时年76岁)、吴文华(时年82岁)；德保县马隘人林春和(时年84岁)、东关人黄宗德(时年81岁)；靖西县新圩人李大头(时年84岁)、安德人覃大春(时年72岁)；上思县平福乡人黄清源(时年86岁)等，获得了一批重要的“口述历史”资料。[22](p12-58)每次采访黄现璠都将采访地点、人物、时间、采访对象年龄准确完整地笔录下来，以增加“口述历史”的信凭性。二是笔录用词准确，这主要体现在对少数民族人物的采访中，例如当被采访对象说到壮族历史上的乌浒人、俚人、僚人、僮人等时，采访笔记中就不能一律写成“壮人”，因为前者与后者为不同的历史概念。再如当被采访对象说到彝族的“曲诺”时，采访笔记中就不能记成“佃农”，这会造成极大的误会。这是黄现璠在“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提纲”的“采访要点”中明确写明的要求，同时，黄现璠在遗存的采访笔记中也是严以律己这样做的，这从他遗存的十几本采访笔记中可窥一貌。
六、谈话艺术非同一般。谈话艺术水平如何无疑影响着人物采访的质量高低，进而影响着所集口述史料的价值高低。高质量的采访提问，既离不开采访前的充分准备，又与谈话艺术的水平关系密切。采访的目的是为了获得素材和“口述历史”资料，记者或学者所有的采访技巧都应该为这一目的服务。但是，技巧并不意味着为了达到采访目的而可以不择手段。黄现璠在对形形色色的人物进行采访或专访的过程中，极为讲究提问形式和谈话技巧，表现在黄现璠采访时善于针对不同的被采访者而采取不同的提问形式和谈话技巧，例如针对一般农民或村民提问，黄现璠通常采用由浅入深，层层追问，环环相扣，发掘细节的提问形式，再配以谈话开场唱山歌，拉家常和谈话中耐心倾听，善于引导的技巧，既营造了一种双方融洽的气氛，又拉近了采访者与被采访对象的距离，还避免了谈话中主题或正题的偏离。针对乡儒文士提问，黄现璠通常采用抓住核心问题，开门见山，单刀直入，切中要害的提问形式，再配以专业化术语，既能使被采访者感觉采访者讲求效率，不会产生过多罗嗦占用时间的厌烦情绪，又能让被采访者知道采访者内行，值得交谈。而针对上层人士提问，黄现璠通常采用诱导性的提问形式，再配以谦虚谨慎，察言观色，旁敲侧击，刨根问底的谈话技巧，从而经常能得到生动具体、细节鲜明的访谈成果或意想不到的珍贵“口述史料”。这一切在黄现璠遗存的采访笔记中皆有着充分的反映。采访中善于观察、沉默、倾听，同样是黄现璠谈话艺术非同凡响的表现之一。特别是遇到采访对象隐晦或易于伤感的问题时，黄现璠善于采取不直接问当事人而以迂回采访的方式获取答案。黄现璠采访韦拔群的亲属和生前部下时，从不当面问及当事人隐晦或伤心的问题。举例而言，黄现璠采访韦拔群的妹妹韦武月、韦武丁时，从不问及韦拔群一家17口人(韦拔群全家共20口人)被害的细节问题，以免引起两位革命老人的伤心，而是采取采访其他知情人的方法来获得详情；采访韦拔群的弟媳黄美伦时，黄现璠从不问及她的丈夫牺牲过程以及她被捕后被敌人卖往外地的详情，而是提问她和大哥、二哥、三哥如何跟随韦拔群一道闹革命的细节。韦拔群生前闹革命时的得力干将黄榜呈、陈鼓涛、黄润生等人，皆为黄现璠早年在广西省立第三师范学校读书时的校友。黄现璠采访黄润生时，从不问及他后来脱离革命队伍的原因，仅仅提问他与韦拔群一道闹革命的详情细节。这也是黄现璠进行人物采访时从不因人废言而只注重客观事实的特点之一。层层追问以挖掘事实的细节和深层详情，同样是黄现璠于人物采访中值得称道的谈话技巧之一。采访中，黄现璠凡是遇到被采访者对自己做过的事情当中的许多细节不以为然、蜻蜓点水、浅尝辄止的状况时，他便会以敏锐的判断力迅速捕捉住细节，从而层层追问下去。例如 1951年9月6日，黄现璠到东兰县东里屯采访韦拔群的妹妹韦武月、韦武丁和弟媳黄美伦时，谈话中黄美伦讲到韦拔群于1930年初在西山弄京开办训练班时无意中提到两个人名“双凤”、“飞来”。当黄美伦讲完训练班一事后并未意识到“双凤”、“飞来”的重要性，便未加以说明和补充。黄现璠首次听说这两个人名，多年采访经验造就的敏锐性使他马上意识到这两人的命运有可能非同寻常，弄清她们的来龙去脉十分必要，黄现璠便迫不及待地向黄美伦追问，结果引出了一段韦拔群收养孤儿“双凤”、“飞来”以及黄大权收养孤儿“金美”的生动往事以及“双凤”、“飞来”、“金美”三位孤儿在东兰农运失败后被敌抓获卖往外地而至今下落不明的曲折故事。进而黄现璠追问当时东兰革命遗孤如何安排的问题，又引出后来韦拔群在公布的《最低政纲》中制定“创设贫民救济所”的创举。随着层层追问，革命领袖韦拔群身上闪闪发光的人道主义人格形象完整地呈现出来。黄现璠在采访中诸如此类问话巧妙和穷追不舍的提问事例不胜枚举，不一而足。这种善于提问的技巧，无疑为他能收集到许多细节丰富的“口述史料”创造了良好条件，亦为他的遗著《韦拔群评传》能收录大量珍贵真实的口述史料打下了基础。
七、采访后诚恳表示谢意。采访后表示谢意对黄现璠而言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采访完后送些酬金或酬礼给采访对象，以表谢意。例如1945年9月25日，黄现璠深入到融县荣安乡进行调查和采访，当天晚上请白竹村麻布苗长老潘民珠来到乡公所谈白竹村苗族风俗，黄现璠对潘民珠采访完后送他法币百元。二是采访完后请采访对象吃饭，以示谢意。例如1945年9月30日，黄现璠深入到融县安陲乡，住在邓家。晚上，黄现璠托邓家请来一位当地颇有学识声望的老先生，对他进行了采访。这位老先生所谈“麻布苗风俗和埋岩会议，言之颇详，闻所未闻。翌日余请老先生吃饭答谢时，他介绍了邻村朱老先生，告余值得前往会晤，余定明日前往访谈。”这段话引自黄现璠于1945年9月30日写的“采访日记”。这方面的事例，仅在黄现璠遗存的《融县采访日记》(见上图：1945年9月黄现璠赴融县一带对苗瑶进行调查和采访时笔记)中便有数件记载。由此推想可知，这类事例在黄现璠的长期人物采访史中不乏其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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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民间文化青年论坛 2009-11-8 1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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