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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方法和特点
从黄现璠一生进行的众多社会历史调查工作中，从中可以看出他在收集口述史料而进行人物采访时善用的一些方法及其特点，具体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事前准备充分。调查和采访前充分准备调查与采访对象的背景资料，做足对背景资料的阅读和分析研究，对于最终获得良好的人物采访效果和优质口述史料至关重要。黄现璠于1956年10月带领“广西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深入山区展开调查前，“他向图书馆借了一大堆少数民族地区各县的志书，整天泡在旅馆翻阅。”[20](p21)此即反映出他在调查和采访前重视事前资料阅读之一貌。
二、调查与采访提纲详细。写出详细的调查和采访提纲，明确调查和采访对象，以达到高质量的调查和采访效果，堪为黄现璠善于收集口述史料的特点之一。黄现璠于1956年10月带领“广西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深入山区展开调查前，他撰写了近万字详细的调查提纲，当中具体写明了调查地区、目的、任务和问题，行走路线，采访对象，访谈要领，开会讨论，经验总结，注意事项等内容。特别是在黄现璠家中遗存的这份由他自撰的近万言“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提纲”中，黄现璠对于社会历史调查以及收集口述史料中的重要事项之一的个体“人物采访”细目考虑较为周全，几乎写得面面俱到。他在“采访要点”中，要求调查组成员对个体人物进行采访时一定要有礼貌，同时对采访人物要有针对性和时间观念，即进行采访前必须征得采访对象的同意及事前约定采访时间。了解当地少数民族风土人情、民风习俗和传说掌故时，尽可能采访老年人；了解当地的经济和生产的历史与现状时，尽可能采访村领导和会计人员；了解当地农民解放前受压迫状况时，尽可能采访苦大仇深者；了解当地妇女地位的历史与现状时，尽可能采访已婚妇女；了解当地教育的历史与现状时，尽可能采访教师和乡间文士；了
解当地少数民族医疗卫生的历史与现状时，尽可能采访村医或干部；了解当地少数民族宗教信仰的历史与现状时，可以在村干部的陪同下采访巫婆和麽公，切勿乱找对象进行采访，以免采访对象一问三不知而造成双方难堪。由于社会历史调查中的个体人物采访对象大多为少数民族地区的农民和村民，他们白天需要劳动，因而将采访时间尽可能选择在村民劳动休息时或晚饭后登门造访，不能随便占用农民的劳动时间，以免引起反感。这是黄现璠在“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提纲”中所谈的“采访要点”。黄现璠对于社会历史调查以及收集口述史料中的集体“人物采访”，同样考虑周到。他将集体“人物采访”归为四类：一是招集贫雇农开会的“集体采访”；二是招集村干部开会的“集体采访”；三是招集当地长老和乡绅上层人物开会的“集体采访”；四是招集当地地主、富农开会的“集体采访”。由于采访对象不同，谈话方式自然有别。黄现璠要求组员作“集体采访”时只能一人提问，以免七嘴八舌的提问造成被采访对象回答问题时无所是从。同时要求组员进行“集体采访”时所提问题要有明确的针对性，要求组员进行“集体采访”时关健是仔细做好笔录，越详细越好，以使口述史料尽可能全面完整。黄现璠是这样要求调查组员的，同时也是以身作则这样做的。
三、语言能力强。会说日语、英语、官话(即普通话)、粤语、壮话、侗话、瑶话，既是黄现璠进行人物采访时能够得心应手的前提条件，又是他能収集到大量口述史料的基础。他采访梁启超、章太炎、黄绍竑、陈铭枢、龙云、罗章龙、张云逸等人时讲普通话；采访施密特时讲英语；采访白鸟库吉、津田左右吉时讲日语；采访韦拔群的亲属时大多讲壮话；采访韦拔群生前的学生和部下韦国清、谢扶民、谢鹤筹、黄松坚、黄举平、覃应机、陆秀轩、黄荣、赵世同、韦国英、廖熙英(皆为壮族人)时既讲普通话，又讲壮话；采访瑶族同胞时讲瑶话；采访侗族同胞时讲侗话。采访苗族同胞时，因黄现璠不懂讲苗话，他便叫上苗族朋友陪同前往采访。例如1945年9月，黄现璠带领学生到融县(今融水苗族自治县)附近的荣安乡一带调查苗民的“埋岩会议”时，因“埋岩会议”大多用苗歌记述流传，黄现璠不懂苗话苗歌，他便叫时任融县四安乡中心学校的杨春福老师请假数天陪同前往，找到会唱“埋岩会议”苗歌的荣安乡塘秃村麻布苗人梁老岩(他是当地会唱“埋岩会议”苗歌的仅存者)，请梁老岩唱“埋岩会议”苗歌，托杨春福用汉文做笔录，从而收集到一些珍贵的“埋岩会议”苗歌。接着黄现璠又相继采访了融县安陲乡江门村的麻布苗人董老金(时年66岁)、荃老金；东兰村白苗人梁应保。这三位苗民皆会讲官话(普通话)，他们分别向黄现璠介绍了当地“埋岩会议”的历史状况，[21](p248-254)使得黄现璠收集到不少有关苗歌的珍贵口述史料。正因如此，黄现璠在多次领导和组织社会历史调查的工作中选择调查组成员时较为重视语言能力，因而成员大多为少数民族人，以利于调查与采访时的语言沟通，加深采访者与被采访对象的亲和情，从而获得意想不到的访谈口述史料。正如黄现璠生前对家属回忆采访韦拔群的亲属部下的经历时深有感触地说：“见到韦武月、韦武丁和黄美伦等人时，我马上用壮话予以亲切的问候。当她们得知我是壮族人时，亲近感随之顿生。访谈前我首先唱起了事前学到的几首韦拔群烈士当年闹革命时流行传唱的壮话革命山歌，立刻唤起了这几位当年名响一方的革命山歌手兼妇女运动宣传家的唱歌兴致，一首首当年的革命宣传山歌便从她们的口中脱口而出，我立刻开始了歌词笔录，随后的访谈自然水到渠成。以后几次对她们的访谈都是从唱壮话革命山歌开场的。”解放初期，黄现璠先后到都安六也乡春贵村瑶寨(现属大化瑶族自治县)采访当地瑶族寨老罗民生(69岁)；到东兰板升区瑶寨(现属大化瑶族自治县)采访当地瑶族寨老韦桂荣(64岁)；到南丹大瑶寨采访当地瑶族寨老王老牛(67岁)等人时，皆用瑶话进行采访。1954年3月，黄现璠深入到贵县一带调查壮族革命英雄黄鼎凤事迹以及收集有关太平天国革命的口述史料时，他相继深入到贵县一些乡村采访了当地知情人李六婶(高岭村人，时年60岁，3月11、12日采访)、林赓扬(覃塘乡人，时年73岁，3月17日采访)、黄延宏(覃南乡甘碑村人，时年71岁，3月18日采访)、覃三妈(覃塘乡人，时年81岁，3月18日采访)、陈公福(根竹乡人，时年77岁，3月20日采访)、黄广文(根竹乡人，时年74岁，3月21日采访)、潘老花(社岭村人，时年77岁，3月23日采访)、林四全(三里乡林村人，时年66岁，3月23日采访)、覃九叔(三里乡人，时年62岁，3月24日采访)以及黄亚德、谢术寿(黄练乡人，时年82岁)、黄五叔(覃南乡青云村人，时年79岁)等人，皆以壮话进行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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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民间文化青年论坛 2009-11-8 1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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