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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现璠最早开始采访的人物，当属戊戌维新运动领袖之一的梁启超。黄现璠于1926年考入国立北京师范大学后结识了肖一山教授，而肖一山教授是当时在清华大学任教的梁启超的同事和密友。在肖一山教授的引荐下，黄现璠曾于1927年春两次登门拜会梁启超先生，一是请教学术问题，[10](p30)二是作人物专访。按黄现璠遗书稿《民国秘史》(后更名为《民国史片断》)所记：他第二次去拜会梁启超的目的主要是采访当事人梁启超于1916年(民国五年)在上海策动反袁以及后来抵广西发动广西宣布独立的内幕，以为他计划撰著的《民国秘史》收集第一手口述史料。“1932年，章炳麟老先生来北京在燕京大学等校讲演，经业师钱玄同教授、邓之诚教授的引荐，我曾登门拜会过他，聆听教示。”[10](p31)这是黄现璠于遗文中的自述。他在《民国秘史》遗书稿中同样提到当时采访章太炎先生曾问及过章氏于1913年宋教仁被刺后参加讨袁后又为袁世凯禁锢的经历，以为自撰《民国秘史》书稿收集当事人的口述史料。为了完成这部书稿，新中国成立后，黄现璠借赴北京出席第一届全国人大历次会议之便，还多次专访了同为一届全国人大广西省代表的原国民党高级将领黄绍竑、陈铭枢以及龙云等人，主要了解“蒋桂战争”的发生以及当事人黄绍竑后来离开桂系投蒋的真相；陈铭枢与李济深等人发动“福建事变”的内幕以及“云南王”龙云于1948年底在陈纳德等人的帮助下从南京出走香港而脱离蒋介石控制的亲身经历，[11](p309)以为他正在撰著的《民国秘史》收集第一手当事人或知情人的口述史料。
黄现璠对日本学者白鸟库吉(1865～1942)、津田左右吉(1873～1961)等人的采访，发生在他于1935年底～1937年底留学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研究院期间。日本东洋史学奠基人白鸟库吉，曾任日本昭和天皇的西洋史侍讲(即天皇的老师)，被公认为日本近代东洋史学泰斗和东京文献学派领袖，弟子满门。1934年他创建“日本民族学会”，任首届理事长。黄现璠留日时的导师和田清教授(日本现代研究中国满蒙史的最高权威)及其同窗津田左右吉教授皆为白鸟库吉的学生。按照黄现璠遗书稿《日本吸收中国文化史稿》和遗文稿《日本近代学者的民族观探析》中所言，他曾多次陪同导师和田清教授拜会白鸟库吉和津田左右吉，一方面请教和讨论学术问题，二方面对这两位学者进行了访谈，主要了解1908年南满州铁道株式会社(满铁)在东京支社内设置“满州朝鲜历史地理调查部”时白鸟库吉任调查部主任期间所领导开展的“满州朝鲜历史地理”资料收集工作以及津田左右吉任南满州铁道调查员时收集资料的内幕秘闻。
1937年底，黄现璠从日本归国后，相继在广西大学、中山大学、国立桂林师范学院任史学教授。教学之余，他的研究重心逐步转向了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和研究，曾多次组织少数民族调查团深入广西区内和贵州省内开展调查工作，调查工作中采访的人物越来越多。1943年8月，黄现璠带领中山大学学生组成“黔桂边区考察团”，任团长，带团深入到广西义宁、龙胜、三江等县考察；1945年4月，黄现璠带领广西大学学生，组成“黔南边民考察团”，任团长。他率团赴贵州榕江县大有乡一带考察壮、侗、苗、水、瑶等少数民族生活，重点是调查当地苗民教育、文化、生活、习俗和婚姻状况；1945年9月，黄现璠带领学生张寿祺(后任中山大学教授)到融县附近的少数民族聚居地作学术考察。以上三次考察分别调查了黔桂边区少数民族生活、教育、行政、婚姻等方面状况，共历时近一年之久。他与“蜷伏于荒山长谷之中，度其黯淡非人生之生活”的少数民族同吃同住，食不饱腹，夜无卧具，不分昼夜地采访当事人和知情者。他于三次学术调查过程中前后采访的当地边民达30多人之众，十分艰辛地收集到大量文献史料和“口述历史”资料。调查结束后，黄现璠将一部分调查和访谈得到的“口述历史”资料整理成文，以《黔桂边民教育散记》、《黔桂边民社会组织的民主政治》为题，连载于《广西日报》桂林版上。[12]特别是黄现璠将采访笔记摘其要点写成的《黔桂边民教育散记》一文，既属一篇调查报告，又似一篇反映当地边民教育实态和现状的采访报道。时任国民党广西省主席的黄旭初看了报上登载的这篇报告后，立即派人来请黄现璠前去面谈，了解黔桂边民教育现状。黄现璠提出了一些改善边区少数民族教育的良策供政府制定民族政策时参考。这种为政府进行政策制定而提供调查资料和出谋划策的事例在黄现璠于新中国成立后多次领导和组织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过程中层出叠见，不一而足。
新中国成立后， 1951年6月，黄现璠参加了中央民族访问团中南访问团广西分团(即第一分团，团长费孝通)工作，任副团长，与费孝通、陈岸等人一道率团深入到区内各少数民族地区慰问兼调查。黄现璠到东兰县韦拔群烈士的家乡武篆区东里乡慰问时，曾亲自登门慰问和采访了韦拔群的妹妹韦武月、韦武丁和弟媳黄美伦。由于在对这些革命人物的采访过程中，黄现璠深为老革命者韦武月、韦武丁和黄美伦等人所谈的她们与韦拔群一道当年闹革命的事迹感动，加上同为壮族人，采访上无语言障碍。为此，黄现璠萌芽出了撰写韦拔群评传的念头。从此之后，黄现璠借着经常与韦拔群烈士生前的领导张云逸大将以及生前部下韦国清、谢扶民、谢鹤筹、黄松坚、黄举平、覃应机、黄一平、陆秀轩、黄荣、赵世同、牙美元、韦国英、廖熙英等人在一起开会的机会，多次采访或专访了这些革命前辈人物，收集到大量第一手“口述历史”资料，并运用这些人物采访资料所得到的口述史料和其他人撰述的一些回忆文章，陆续写出了《右江苏维埃政权之建立》初稿一卷和《韦拔群评传》初稿三卷。《韦拔群评传》现已由广西师大出版社于2008年9月出版，全书90余万字。正如韦拔群的好学生、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大常务委员会原主任黄荣(韦拔群生前的农讲所学生)于《韦拔群评传》“代序一”中所言：“为了收集韦拔群同志的革命事迹，黄现璠教授曾多次到我家做客访谈，我不断鼓励他早日完成。”[13](序p5)可谓从一侧面道出了黄现璠为撰著《韦拔群评传》而广泛进行人物采访的实态。《韦拔群评传》中即收录了许多亲身参加过右江革命运动的老革命前辈亲历、亲见、亲闻的“口述历史”。以致该书于2008年9月推出后立即引来了学术界的关注和主流媒体的好评如潮，它既“具备了学术研究的信史价值”，[14]又是“是关于韦拔群烈士的最新研究成果”，[15]被公认为“中国现代史上第一部革命烈士评传”。[16]
1956年10月，身为“广西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副组长兼壮族组组长的黄现璠，负责调查组的全面学术调查工作，领导开展了广西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少数民族社会调查。他带队在深入区内各少数民族聚居地展开调查的过程中，采访的人物更是繁多，收集到大量珍贵文献和口述史料。
1978年7月，年近80岁高龄的黄现璠拄着拐杖，带领助手赴龙州、凭祥、宁明、崇左等县收集红八军革命史料；1979年11月，黄现璠又带领助手赴广西百色、田阳、田东、巴马等县调查“百色起义”和收集韦拔群烈士的史料。正如曾任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的覃应机说：黄现璠教授晚年“以八十岁的老迈之躯，拄着拐杖，领着他的学生和助手，到本区的百色、靖西、宁明等地，还到了四川省的一些地方，去进行综合考察并搜集资料。”[17](序p3)黄现璠生前的学生兼助手周作明教授回忆说：“恩师在80高龄的年纪，还经常拖着年迈的身驱外出做社会调查，在1978年7月11日至8月5日，竟有近一个月穿行在宁明、崇左、龙州、凭祥等县市的群山峻岭和大街小巷之中。在考察中，每到一处，恩师都亲访民宅，探究遗址，总是那样地乐此不疲。”[18](p44-45)文中所言“亲访民宅”便是登门采访人物，收集口述史料。这从黄现璠当时的助手何英德研究员的回忆文章中同样可资佐证：“一九七八年夏天，我与周作明同志一路陪他(指黄现璠——笔者按)到龙州调查红八军起义，还到凭祥、宁明、崇左等地……当时黄老已是八十高龄，仍顶着烈日奔波于江河、乡村之间，逢人必问，无论是老幼，真是‘不耻下问’。”[19](p41)文中所言“逢人必问”、“不耻下问”，正是黄现璠为收集口述史料而进行人物采访时的一贯作风和特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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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民间文化青年论坛 2009-11-8 1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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