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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清代，方志修纂兴旺，康熙、乾隆、光绪三朝修纂的方志尤多，质量也较高，因此，其中的地图也随势得到发展。而普通地图的快速发展，也带动了方志中地图制作的改进。这时已有不少地图专家加入方志修纂中，承担其中地图的绘制任务，如著名地图学家邹汉勋任道光《宝庆府志》的编纂者之一。该志中“所绘各图,均出自汉勋伯仲及子侄之手”[11],他肯定是地图绘制的指导者。又如，《湘阴县图志》中地图分经纬图、总图、城图、沿革图、水道图、二十九局分图共78幅,是特聘当时的舆地学家邹世诒绘制的。再如，《江阴县志》中有著名地图学家六严所绘之图。因此，虽然由于书籍开本对地图图幅有很大限制，加上其他原因，致使清代方志中地图的质量、种类在总体上仍不能与普通地图相比，但其本身在绘图技术、绘制数量和质量、地图种类等方面都有很大发展。同时，由于印刷技术到清代也更加成熟，对地图的制版比以前容易一些。因此，诸多因素影响下，方志中的地图与普通地图的差距缩小了，两条发展轨迹在逐渐靠拢。
值得说明的是，我国地图绘制确实在随着历史的步伐不断前进，也曾经有过令世界瞩目的成就，比如，马王堆出土汉代地图、晋代的制图六体理论，也不乏地图精品的存在，也就是说，各代均具备相当的绘图水平。但是，历史上的更多地图是以山水画形式出现，而且科学性、准确性均欠缺，这种状况直至清代都是如此，这是有很复杂的社会、历史、文化的根源。最直接的原因可能是古代的山水画与地图本来就是同源，“地图与绘画艺术一向分不开”，[12]绘地图的人多为画院的人承担[13]。有些地图并不在意科学性、准确性，而因绘制精美常被列入艺术品中。比如，洛阳图、一些江河图等等被收入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里，而方志中的风景名胜图更是画家们发挥艺术才华的天地。因此，无论是普通地图，还是方志中的地图，很多都是这样不科学、不准确的山水画形式的。
三、古代方志中地图的作用及其价值
1.地图在古代方志中的作用
无论是在以图为主的图经阶段，还是在以志为主的方志阶段，地图都是古代方志的重要组成部分。方志体例在南宋定型后，各代修志者或相关人员大都重视地图的绘制，对其作用有相当认识，相关的论述也不少，如：雍正《完县志》在“图考”中写道：“志乃书也，何以列图于首?古左图右书，图乃书之祖也……是知图者形也，书者文也。形立而后文附之，此图书先后之次第也。” 嘉庆《新修江宁府志》开篇即言：“自古考地者贵有图，盖地之四至八到言之可明，而其袤正曲直广狭长短之形，非图不能明也。” 乾隆《西和县志》在卷一的“舆图”部分先有说明：“按志而观图则了如指掌，按图以考志则较若列眉，是图亦不可阙也。” 顺治《赣石城县志》在“图说”中写道：“阅志未阅其图而先阅其山川城郭书，此与入大海未晓西东者何异。须知物物事事有语言文字所不能晓畅者，按图则了然心目间。如二十八宿真形图，心房两星各做〓〓，寄精奇之理以觉人，而高者悟之，卧龙抚夷地，天日月君长城府首为图也。” 康熙《富民县志》在“图考”中写道：“古王者抚有方，夏四海八闼间，山川疆域土物方名，虑不能遍历而周知也，为之绘图备考，一披览而远近无遗矣。” 康熙《房山县志》在卷一的“形胜”中有言：“房山旧虽有志而无绘图，是犹谈虎貊而莫识其毛质，论河海而不知其东西也。” 有的修纂者还认为“书以纪事，图以观象，两者不可偏废”。[14]
古代方志中的这些论述说明了地图在方志中的重要性及其作用。作为直接反映地理事物在地域上的分布及变化规律的地图这种特殊形式的文献，在定型后的方志中作为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是继承图经及其之前的历史，而且也是方志这种地域性极强的文献本身的需要。地图在方志中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地图与文字紧密结合，互为补充，使所叙之事一目了然;用地图反映文字不易表达清楚或无法表达的内容，以加强地方志内容的表达;图文并茂，有利于加深读者对文字内容的印象，成为喜闻乐见的文献。
上述方志地图的作用在理论上也可以说是理想的。古代方志中地图所起的实际作用还需要具体分析。
在一些地图绘制比较精良、科学的方志中，地图确实起到了明疆域、晓山川、知城池、通学政等等修志者所期望的作用，甚至还能达到“资考镜”的作用。[15]《长安志图》中多幅汉唐历史图、陵图应是可资考镜之列，而“泾渠总图”、“富平石川溉田图”在紧密结合泾渠图说、渠堰因革、洪堰制度、用水则例、设立屯田等文字的情况下，为李好文阐明其对水利方面的观点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四库全书总目》中称乾隆《福建通志》[16]：“如沿海岛澳诸图，旧志所不载者，皆为详绘补入，足资考镜。”而光绪年间郭嵩焘所纂的《湘阴县图志》则分舆图、表、志、传四体。舆图列于首，并多达5卷，共计78幅图，这是县志中地图最多的一种方志。地图的种类也比较多，分为经纬图、总图、城图、沿革图、水道图、二十九局分图。为求地图之精审,还特聘了当时舆地学家邹世诒绘制。每图之后,各有详细考证注释，以符合图经志纬的模式。该志修纂者认为：言地理者“必资于图，州县地志之名图经，山水方域，于是焉详，故亦或曰图记，或曰图志。图以为经，志以为纬，隋唐相沿，志地之书皆然也。元明以后，踵事增华，专详人物事迹，而舆图反在所略”，由于图易亡，因此，“后之志地者，无敢以图名，亦势然也。此志于方域广轮之数，椭圆袤长犬牙相入之形，并于图详之，题曰《图志》，非独以上溯隋唐地志之原，亦纪实也”。[17]可见，绘图之目的是为纪实，绘图之要求是地图之精审，绘图的结果确实使地图起到了应有的作用。
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也有不少事与愿违的事实存在，不少方志中的地图并不能起到应有的或期望的作用。初步分析有以下几方面原因阻碍地图作用的正常发挥。
(1)地图绘制欠精审，只追求美观、浮华，谈不上科学性和准确性，最多只能起到示意作用。方志中几种常见的地图中学校图(包括学宫图、书院图、文庙图等)、官署图(包括县治图、府治图等等)、风景名胜图等在历代方志中几乎全是用形象的绘画手法绘制，有些图只追求美观，并不考虑建筑实际布局和房屋形制，因此参考价值不高，起不到应有的作用。尤其是风景名胜图，有些修纂者为了附庸风雅，即使当地没有像样的名胜，也要牵强附会，绘制一些风景名胜图。《四库全书总目》就批评这种现象：“景必有八，八景之诗必七律，最为恶习。”嘉庆《新修江宁府志》也在凡例中称“凡志书有作八景十景图者，大抵虚伪可嗤，徒烦纸墨”。像这样的图自然也不会起到地图应有的作用。
(2)地图种类稀少，地图的整体作用无法发挥。《元和郡县图志》以在唐代即有一镇一图之地图规模而著称于世，但地图仅仅局限在疆域图上。即使绘制精良(因图早在宋淳熙时已亡，故已不知绘制情况)，充其量也只是各节度镇的疆域图或山川图，就地图总体的作用而言实在太小。方志中地图种类的丰富应该是清中晚期了，这个时期的地图非常注意实用性，地图的作用也随之真正发挥出来。也就是说，在此之前很多方志地图的作用是不尽如人意的。
(3)地图绘制粗劣，起不到应有的作用。因为地图绘制比抄写书要难得多，因此，或因绘图能力所不及，或因印制技术所欠缺，也可能因修纂者敷衍塞责，只追求形式上尊古制或合体例，并不问纪实否、精审否，种种原因造成了地图质量极差，根本不可能起到地图应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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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津流觞》第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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