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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清代，方志中的地图也随着方志的兴盛而发生了巨大变化，地图的内容和图种得到了极大的丰富。从康熙年开始有了用西方的天文观点和绘制方法绘制的天文图，尽管多数天文图的外框还有中国式的星宿标示，但毕竟不再是被王庸先生称为的“方志图”——星野图或分野图。更主要的是增加了很多真正实用的地图种类，比如，各类历史沿革图，其中包括沿革图、历代城郭图、历代疆域图、历代河口图等;各种边防图，包括边关图、江防图、海防图;各种水利图，有河渠图、湖泊图、运河图、海洋图及海塘图、营汛图、河工图等;有各种交通运输图，包括漕运图、海运图、水陆道里图;有县以下级别的行政区图，包括乡都图、都隅图、村庄图、乡保市镇图、城厢图、城分区图、街道图等等;其他还有校场图、义仓图、谷仓图、考棚图、场图等等。当然，清代也增加了一些华而不实的图，那就是风景名胜图。不能全盘否定这些图的价值，但多数风景名胜图只起到了哗众取宠的作用。
另一方面，这样描述清代方志中的地图情况，并不等于说所有清代方志均如此。事实上，也有相当一部分清代方志的地图仍然只有疆域、城池、官署、学宫等最基本的几种地图，清初的方志和一些质量不太高的方志尤其如此。
4.古代方志中地图的其他表现特征
方志中地图的情况可以从多方面揭示，上述三方面是比较主要的，此外还有其他一些表现特征也可以帮助我们更全面了解方志中地图的情况。
就地图在方志中所处的位置而言，一般在“志”之前，或卷首或卷一中，且集中在一起，在地图多的情况下，也只是将其分成几卷，很少位于中间或分散在相应门类下。这是有深远历史根源的，借元代方志学家杨升云的话就是：“为图于首，则职方氏之遗意也。列志于后，则班孟坚之家法也”[9]。地图居于首，在地图种类只限于疆域、山川、城池等几种基本图种的情况下是合理的，但随着方志内容的增加，地图种类也增多，地图与内容的关系更加紧密，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地图集中于方志之首就有图与内容脱节的问题，因而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地图作用的发挥。
在笔者调查的270余种方志中，只有南宋的景定《建康志》、咸淳《临安志》、元代至正《长安志图》、清康熙《余杭县新志》、康熙《绍兴府志》、康熙《蓟州志》、康熙《迁安县志》、康熙《庆都县志》、乾隆《湖南通志》、道光《安徽通志》等10余种方志中的地图分散在相应的门类下，并与文字或图说紧密联系。严格讲，景定《建康志》仍然是地图集中在“志”前的形式。该志在卷一“行宫衙署”之首列“宫城图”，与其“留都录”联系比较紧密。但其它15幅图均列入卷五“图”中，内容涉及山川、历史沿革、府县境城池书院等，应是后面十卷“志”的附图，也就是说图仍然是相对集中在“志”前的，与“志”的具体内容结合并不紧密。《长安志图》应该是比较典型的“图”与“志” 紧密结合的。该志共三卷，有22幅地图，按主题分卷，每卷均有图和志。这种“图”与“志”的紧密联系是极少数的，也是与从南宋就定型的“录、图、志、表、传”的方志体例有出入的，因为在这样的体例中，地图是作为方志中独立的一部分，而不是附庸。但地图要起到应有的作用，最佳位置应该是与内容紧密结合的地方。到清代，地图分散到相应门类下的方志逐渐增多了，如康熙《绍兴府志》中的地图被称为附图，分散到相应各卷：卷一“疆域志”附图9幅，为府及各县境图;卷二“城池志”附图3幅，为今昔城图;卷三“署廨志”附图12幅，为府及各县官署图;卷四至八“山川志”共附图29幅，为各山、湖、江、溪等图;卷九“古迹志”附图1幅，仅列兰亭图;卷十七“水利志”附图7幅，为各海塘、闸坝图;卷十八“学校志”附图9幅，为各府县学图;卷十九、二十一至二十四“祠祀志”共附图17幅，为各坛庙寺祠塔观陵图;卷二十五“武备志”附图13幅，为海防、卫所、校场等图。这是一部地图内容丰富、数量巨大、位置安排合理、绘制质量上乘的方志，是方志中的佳品。但即使是清代这种方志为数也不多，到清代中晚期才逐渐增加比例。
就责任者而言，古代方志中很少记录绘图者，即使在修志姓氏罗列多达17页、地图绘制多达30幅的道光《安徽通志》中也同样没有绘图者姓名，可见对绘图者的不重视程度。
在笔者调查的270余种方志中，只有25种方志记录有绘图者，不足10%。记录的地方主要在修纂方志的姓氏名录最后，如康熙《涿州志》、雍正《山东通志》、乾隆《温江县志》、乾隆《湖南通志》、乾隆《柳州府志》、乾隆《兴宁县志》、乾隆《迁安县志》、嘉庆《庐州府志》、道光《金华县志》;也有在地图上标注的，如雍正《乐至县志》在图的左下角注“浙江朱士英绘图”，同治《宿迁县志》在图上注“布衣程步云绘”或“文生张云□绘”，道光《川沙抚民厅志》共有8幅各类图，只在书院图上标“郭曾泰绘图”，道光《江阴县志》在其中的一幅图中注“六严绘”，光绪《清河县志》在其中一图中注“河营候补千总邑人邱振西绘”;或在凡例上提及，如康熙《济南府志》在凡例中记“今礼聘顾陆佳士为城地图者六十三，为山水图者二十六”， 康熙《保定府祁州束鹿县志》在“志图小引”落款为“绘图者邑后学耿迁”。绘图者有监生、典史、贡生、附学生、驿丞候选州吏、巡检、补用守备等等，多是无职位或职位低下的，也多是名不见经传的人。由此可见，在历代修志过程中，尽管很多人口口声声说地图如何重要，但从地图绘制结果和绘制承担人以及绘图者的地位都可以看出在修志中对地图的忽略。
5.古代方志中制图的地理分布状况
上面是将全国古代方志作为一个集合体，从时间的纵断面对其中的地图数量、质量、种类等相关状况进行论述。但我们还应该注意的是，由于历史发展的不均衡，同一时期的不同地区存在着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差异，而这个差异必定要反映到修纂的地方史志——方志上，当然，这些差异也会在其中的地图上有所体现，也就是说，对方志中地图的研究还可以从地域这个横断面着手，弄清其地理分布状况。
根据1985年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统计，现存古代方志500种以上的省有6个，它们是四川671种、浙江590种、河北567种、山东541种、江苏540种、河南528种;300—500种的省依次是江西477种、广东445种、山西441种、陕西和湖南各401种、安徽379种、湖北332种、福建315种;其余的省或自治区的现存方志均在300以下。尽管现存量的多寡并不一定代表实际修纂量多少，但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地方志的地理分布大势。结合各地区经济文化发展的历史状况分析，我们有理由说，东部及开发较早的地区，由于经济、文化较之其他地区发达，因而在这些地区的修志也比较兴盛，而方志中的地图也显示出东西差异和发达与欠发达区的差异。
事实上，在地图数量上，浙江、江苏、山东、安徽等省的方志中地图量较大，平均每种方志中有10幅以上地图。上海的历史较晚，但发展迅速，加之清代方志中地图的绘制也处于兴盛期，结果，上海方志中地图的平均量是最大的，达13幅。尽管四川、河北、河南等省修志量很大，但其中地图的平均量并不高，一般在7幅以下， 尤其是县志中的地图比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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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津流觞》第九期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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