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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地图与方志之间有着很深的历史渊源。无论在方志的前身地记、图经中作为主导地位的地图，还是在定型后的方志中作为组成部分的地图，它都是方志文献中不可或缺的成分。因此，研究方志中地图的情况既是对地图研究的需要，也是对方志研究的需要。而方志文献是诸多文献中数量众多、信息涵盖面广泛、资料特征独特的重要文献形式，因此，对地图的研究不可缺少对方志中地图的研究。
本文只涉足清代(包括清代)以前的古代方志，民国及其之后的现代方志不属于本文研究对象。
也许是笔者孤陋寡闻，从现有方志研究资料中，笔者还没有发现对方志中的地图进行专门研究的论文和文献出现，在方志目录、提要及其他相关文献中也很少有方志中地图的记载。
鉴于这种现实情况，笔者对方志资料原件进行了抽样调查。抽样在综合志中进行，不涉及专门志。为了尽可能保证研究结果的科学性和准确性，抽样在原则上覆盖现存方志中的各朝代、各地区、各政区级别，共抽取272种方志，其中宋代7种，元代4种，明代25种，清代220种。另外，为了便于比较研究，还查阅了16种民国方志。在行政级别上，全国性方志7种，省级25种，府级37种，州级30种，县级161种，县以下12种。在地区上，北京7种，河北55种，河南7种，山西25种，陕西4种，甘肃6种，青海1种，新疆1种，辽宁5种，山东17种，安徽19种，浙江21种，江苏45种，上海10种，福建2种，台湾1种，广东5种，广西4种，湖北2种，湖南5种，江西2种，四川12种，云南9种，全国7种。
由于时间和其他条件所限，抽样不能达到科学性更强的理想状态，因此，除直接对方志调研外，笔者还从一些方志研究资料中收集了相关资料作为研究对象的一部分，以弥补抽样存在的不足。
本文在对上述方志资料的调研基础上，分析地图在古代方志中出现的状况、方志中地图绘制特点及其与普通地图的比较、地图在方志中的作用及其自身的文献价值。
中国的方志文献浩如烟海，博大精深，笔者所涉猎的只是沧海一粟，因此，从现在的这些文献中得出的某些结论可能失于全面和准确，还望专家不吝指正。
一、 地图在古代方志中的存在状况
方志学界对方志的起源众说纷纭，至今仍无定论，但大家都认同图经是方志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图经起于东汉，经魏晋南北朝的发展，盛于隋唐，并在宋元明清仍有出现。而图经之前的地记是否属于方志，学界还有争议。两宋是古代方志体例逐渐定型时期，尤其到了南宋，方志的体例就基本定型，直至清代，基本体例变化不大。也可以说，图经是方志的直接前身。因此从另一个角度说，图经和方志是地方志书发展历史中的两个重要阶段和形式，也是现存直接资料和间接记载最多的部分。被某些研究者称为古方志的《越绝书》等作品中“无插图，六朝方志亦无插图，方志插图是从图经开始的”。[1]因此，对古代方志中地图的研究本文就暂时限于图经及其之后的方志资料范围内。
地图在古代方志中存在的状况随着时代、地域、修志者等诸多因素呈现出比较复杂的状况，但通过去粗存细，去次存主，重大同略小异的提炼，仍然可以发现一些规律性。归纳起来，可以从古代方志中地图的数量、质量、内容以及地理差异等方面探寻其存在状况，从而揭示这些规律。
1.古代方志中地图的数量
自东汉至两宋，图经是方志文献存在的主要形式。图经是一种以图为主，辅以文字说明的志书体裁，一般是一图一经的体例[2]，经为图设。图志与其类似，可视为同类。从图经的这个性质来看，其中地图的数量应该是不少的，至少在图经中所占比重是不小的。从图经发展的历史来看也应该如此，图经本来就是从地图演变而来的，正是西汉绘制的大量地图,才启迪了东汉图经的出现。虽然存世的图经很少，而且大都是经存图佚，但从有限的文献记载，我们仍可得知图经中的地图数量较大。如我国第一部官修总志隋代的《区宇图志》“卷有图，别造新样，纸卷长二尺，叙山川则卷首有山川图，叙郡国则卷首有郭邑图，叙城隍则卷首有馆图”，“保存着一图一说的图经古制”。[3]著名的唐代《元和郡县图志》是 “凡四十七镇，成四十卷，每镇皆图在篇首，冠于叙事之前”[4]，仍保留一图一说的体制。
两宋是图经体例向方志体例转变的时期，新旧势力在此对抗，因此，图经体例和方志体例在这个时期均有体现，但方志体例逐渐占上风，图经也不再是一图一志的古制，文字愈来愈多，而地图则在减少，不过这一时期仍有一部分图经或方志中地图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图量或所占比重较大，存留了图经的遗风。比如，北宋的《元丰郡县志》共三十卷，而图则有三卷。南宋的《舆地纪胜》据称有十六卷地图，只是后来亡佚。[5]
但是，随着方志的体例逐渐形成，地图由主体渐而演变成附庸，图为志设，成为方志中若干部分中的一部分，其地位自然下降到次要位置，在有些方志中甚至没有地图的位置，将图绘取消。比如，本来根据《十道图》修成的《九域图》在元丰重修时不绘地图，因此将其名改为《元丰九域志》。从北宋到南宋，不少图经在重修或重刻时改称为“志”，如《严州图经》的绍兴年间刻本称为《新定志》。也有称其为“图经”，实则有“经”无“图”，如北宋后期的《吴郡图经续记》即是如此，其书名是因续《大中祥符(路州)图经》而得。到南宋范成大重修时，书名已不沿用“图经”了，改为《吴郡志》。乾道《临安志》、淳熙《三山志》、《吴郡志》、《新安志》、嘉泰《会稽志》、宝庆《四明志》等宋代方志中则已无地图，只在一些有录、图、表、志、传、拾遗等分类、被誉为典型方志体例的方志中存有一定量的地图，如淳熙年间的《严州图经》在清代抄本中仍保留8幅图，嘉定《赤城志》有图13幅，嘉庆刻景定《建康志》有图20幅，清抄咸淳《临安志》有图13幅。
元明时期的方志经历的是从元代的衰退到明代的逐渐复兴的过程，取得的成就不大，所修的方志总体质量不高，在其中的地图数量进一步减少。如较为有名的《大元大一统志》、《明一统志》、《至元嘉禾志》、《延祐四明志》、《齐乘》等均无地图，在笔者调查的25种明代方志中，总共有76幅地图，平均每种方志有3—4幅图。当然，任何事情都可能有例外，如《长安志图》和《至正金陵新志》就分别有22幅和18幅图之多。但这是个别现象，不代表总体面貌。
清代是方志修纂的兴盛时期，修志数量是以前各朝代无法相比的，现存5700余种，占现存古代方志的70%左右。而方志中的地图数量也在宋元明锐减的基础上逐渐增加了。当然，地图在方志中的数量和所占比重不能与宋代之前的图经同日而语。在调查的220种清代方志中，有26种残，不知是否有地图，另外194种方志中有2115幅图，平均10—11幅。地图最多的是康熙的《绍兴府志》和《济南府志》，均达89幅之多，其次是康熙的《江宁府志》，也多达73幅。清代的各朝情况也有一定差别，总体趋势也是逐渐增加。在上述194种方志中，各朝方志中的平均地图量分别如下：顺治7幅，康熙9—10幅，雍正19幅，乾隆10—11幅，嘉庆11—12幅，道光15幅，咸丰17幅，同治14幅，光绪9—10幅。由于抽样的局限性，这些数据含有一定假象。
综上所述，古代方志中地图的数量有“多-少-多”的总体变化趋势，即从宋以前的图经的多，经过元明时期的少，再发展到清代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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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津流觞》第九期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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