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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富饶的东北大地，不仅哺育了勤劳、勇敢，智慧的满族，也孕育了具有其鲜明特点的民族文化——萨满教。萨满教在满族历史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本文仅就满族入关前后的萨满教变化，发表一下个人看法。
一、满族人关前的萨满教
满族入关前是指1616年努尔哈赤完成女真各部政治统一，到1644年清世祖福临“定鼎燕京”［1］之前这段历史时期。在这短短的二十多年时间里，满族社会随着政治经济实力的增强，最高统治者入主中原的意向更加明显。皇太极进行了一系列政治经济文化改革，力保“国语骑射”。明令“后世子孙“无变祖宗之制”［2］。对作为“各种艺术的综合体”［3］的萨满教极力加以保护。正是由于“在社会生活中，也首先是外部条件发生变化，首先是物质条件发生变化”［4］，然后人们的思维，人们的风俗习惯，人们的世界观也相应发生了变化。满族入关前的萨满教伴随满族社会历史的发展，其本身也发生了深刻变化。
第一、萨满教已由“自发宗教”转变成了“人为宗教”。萨满教许多神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都逐渐转变到一个“天神”身上来。“天神”被视为统治宇宙万物的最高主宰。其实，这个至高无尚的天神正是抽象的人的反映，实质是现实世界帝王统治权力在神灵世界的反映。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没有统一的君主就决不会出现统一的神，至于神的统一性，不过是统一的东方专制君主的反映”［5］。事实也如此，从努尔哈赤到皇太极，都竭力用“承天创业”［6］理论为其剥削制度辩护，为其统治地位辩护，为其所做所为辩护。
第二，萨满教不仅出现了至高无尚的天神，而且还构筑了一个等级森严尊卑有序的神灵世界。据《清稗类钞》记载：“萨满教又立三界，上界曰巴尔兰由尔查，即天堂也；中界曰额尔土土伊都，地面也；下界曰叶尔羌珠尔牙儿，即地狱也。上界为诸神所居，下界为恶魔所居，中界尝为净地，今则人类繁殖于此”。这正是现实社会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在宗教领域里的反映。“三界”说有利于维护满族社会尊卑有序的封建统治秩序。
第三、萨满也发生了变化。由最初不脱离生产发展为与生产劳动相脱离，由最初无条件地为本氏族服务，演变为以神的名义向人们索取报酬，走上职业化的道路。“以专门进行宗教活动为职业的萨满，在十七世纪以后的满族中也曾产生过”［7］。职业萨满追名逐利，已成为有产阶级的代言人，他们关心与宣扬的，已不再维护古老的传统习惯，而是借助传统和人们宗教心理，热衷为阶级压迫和剥削制度编造新“神话”，新论据。
第四、满族最高统治者实行兼容并包的宗教政策。用萨满教来维系满族及其他少数民族共同心理文化素质，借以保持本民族文化传统，增强民族团结的向心力和凝聚力。用尊孔读经，允许道教、佛教的存在和发展，笼络汉、蒙古、藏等各族人民，为入主中原创造思想条件。皇太极称帝后，立即“遣大学士范文程祭先师孔子”。［8］据辽阳莲花寺大金“喇嘛法师宝记”碑文载，1616年前后，西藏僧人翰禄打儿罕囊素法师“不惮跋涉，东历蒙古诸部阐杨圣教。”努尔哈赤对法师“敬谨尊师，倍加供给”［9］。1621年8月法师去世后，努尔哈赤还特为其修建了建宝寺。皇太极即位后，仍重优喇嘛，“赐宴赏赉有差”。1638年，在盛京（今沈阳）西三里外，修建了实胜寺，供奉金佛，收聚境内喇嘛住寺。1639年9月，延请达赖赴京。当1642年10月达赖遣伊喇固散胡图克图等人至盛京时，皇太极亲迎入城，大宴于崇政殿，赐金银珍宝。翌年5月，使者回归时，皇太极又亲率诸贝勒送客，并表示“自此以后，修好勿绝”。于道教神灵如关帝，土地神；佛教神灵如观音菩萨、如来佛等，皆被列为萨满教祭祀之列。可以说，满族入关前的宗教信仰，是以萨满教为主，并开始有意识有目的的加强对其它宗教的扶植和利用。使之为入主中原，一统天下的政治目的服务。
二、满族人关后的萨满教
入关后的清王朝，是以满族贵族为主，联合汉族地主以及蒙藏等民族上层人物组成的封建地主阶级联合政权。对于如何巩固和发展这个多民族的统一国家，对满族来说，不仅是一个严肃的政治任务，也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社会现实问题。
满族最高统治者深知，征服一个民族只需刀箭就可以了，但要统治一个民族，仅凭刀箭是不能完全奏效的。“以力服人”不如使人“心悦诚服”。改变被征服民族的隶属关系，与改变被征服民族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相比要容易些。要使被征服民族从心理上归顺“大清”。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清王朝最高统治者正是从政治斗争的需要出发，根据各民族特点和萨满教的局限性，在加强封建统治的同时，也加强了对各族人民的思想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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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民俗学博客-长白恒端的金楼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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