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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信仰民俗与女性
首先看节日的一些传承巫术民俗与女性。
正月初五有送五穷的风俗，即初三以前不扫除，除四或初五始做卫生，而於初五天未亮将尘土拉圾以及纸作妇人倒出。这一风俗主要流行北方，正德陕西《朝邑县志》说：“五日以故彩纸为妇人，戊夜乃出妇人，送穷。”嘉靖河北《广平府志》记载：“至五日五更，初扫堂地之土，送於大门外，谓之送五穷。”从后代民俗可以证明，这些活动应当是由女性进行的。
正月七日为人日。笔者著文认为，中国古代人日节的主题为造人，是由鸡人创世神话结合生殖崇拜形成的，人胜的主要意义在於祈求生殖。 人日的性质决定了女性在该节的活动中扮演重要角色。明代的人日节虽然已经基本失去上述原始意义，但人日的一些活动形式仍保留着。如人胜习俗，崇祯浙江《嘉兴县志》：“士女造华胜相遗，或戴於髮。”对于女性来说，戴胜只是处于沿袭民俗，这样的习俗已是表现欢乐。
自古以来，妇女有立春戴春幡、春胜，帖宜春帖活动，这些习俗在明代衰落了。不过仍然可以见到个别事例，如嘉靖河北《河间府志》就说立春“帖宜春字”。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记载立春时：“民间妇女，各以春幡春胜，镂金簇彩，为燕蝶之属，问遗亲戚，缀以钗头。” 我们从上述资料中，读出的是节日的欢乐喜庆，女子戴胜已是在表现对美的追求。
明人上巳流行头戴荠菜花。嘉靖河南《永城县志》记载：“男妇多出，采戴荠花插之终日，俗云避眼疾。”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说三月三日“男女皆戴荠菜花，谚云‘三春戴荠花，桃李复繁华。” 明人戴荠是用以表达“岁丰”和“避眼疾”的愿望，并无过多神秘巫术气氛，却是外出春游的点缀。
清明女子簪柳於首。明朝人一般认为柳可以避邪，说明此点的方志有，嘉靖安徽《池州府志》：“士女戴柳枝及插门之左右，俗云避邪。”崇祯浙江《乌程县志》：“是晚插柳簷上，男女亦戴之，谚云：‘清明不戴柳，红颜成皓首’。” 正德海南《琼台志》：“清明插柳，妇女簪榴花，谓不害眼，以米易梅蛳咂之，谓得目明。”除了防止眼病、辟邪有些巫术民俗的痕迹外，还有女子祝福自己红颜永住的心愿，结合这一活动是在清明踏青春游中出现的，我认为它反映了女性对生活的热爱和她们节日的快乐。
五月初五是端午节，又称端五、端阳、重午、天中节。中国古代把五月特别是夏至节气视为不太吉祥。 古人认为‘夏至一阴生’。即阴恶从五而生，五月五日双五相逢，是最不吉利的恶时，而这恰恰是阳气运行到端点的端阳之时。积极对付恶月、恶日的办法是以药克毒。端午採药之俗直到明代仍十分兴盛，人们认为端午节所採的药格外灵验。还用菖蒲、雄黄酒避毒，饰物禳除灾祥。人们门上装饰禳毒之物，明代门饰艾人与艾虎，还饰菖蒲、贴符、饰道家张天师画像。人们在身上要佩带一些饰物，以五色丝繫臂盛行。南方人还有佩“健人”的，主要是女子。万历浙江《秀水县志》：“妇女制缯为人形佩之，曰健人”。艾虎、茧虎也是佩带之物，嘉靖浙江《萧山县志》说：“女子以茧作龙虎，少长皆佩之，欲如龙虎之健。”还有佩带香袋的，万历海南《儋州志》：“男妇繫香袋，儿女彩索缠臂。”端午戴符者也不少，如万历江苏《扬州府志》：“儿女佩丹符。”嘉靖江苏《太仓州志》：“若道士所送画符，必帖之墙壁；其丹书小符，儿女皆佩之，以为避邪恶。“弘治福建《将乐县志》：“其男女幼者戴赤灵符。”这些佩带符的，有的干脆将符缝在衣服上，如嘉靖《萧山县志》就说端午“绣符缀衣。”需要补充说明的是，衣饰避恶还有其图形，如《明宫史》火集说“宫眷内臣穿五毒艾虎补子蟒衣”。端午头饰也是一项习俗。《帝京景物略》说：“簪佩各小纸符，簪或五毒，五瑞花草。” 所记很有概括性，小纸符与佩带符属同一类型之物。所谓五毒，《宛署杂记》卷十七记载：“妇女画蜈蚣、蛇、蝎、虎、蟾，为五毒符，插钗头。” 至於瑞花草，往往是指石榴花。《太仓州志》中有簪茧虎记载，而《闽书》所引《漳州志》说：“以茧作虎子，贴额”看来茧虎在端午习俗中是一个重要的标志物。在节日饰物中，以端午节的巫术色彩最浓，从民间工艺的角度看，健人、艾虎、茧虎、香袋、五毒符具有审美情趣，透过巫术表现，我们看到的仍是女性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美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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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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