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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个民族的神话与传说，往往折射出这个民族古史的影子，透露出历史的真象。伏羲，又称伏犧、宓羲、庖犧、包犧、虑羲或伏戏，这个名字，最早见于《易·系辞下》、《管子·封禅》、《庄子·人间世》、《荀子·成相》等古籍。不论是我国浩如烟海的古籍中对伏羲神话传说的片断记载，还是长期流传于我国民间的有关伏羲的活态神话传说，它们都或多或少地被一些神奇古怪的外衣所包裹，使人们难以直接看清其历史的本来面目。然而，只要我们使用科学的方法，剖析那些令人眼花缭乱的外衣，就会发现其中所蕴藏着的极有价值的、反映古史真实面貌的信息。早在上世纪30年代初，郑振铎先生就曾说过：“我以为古书固不可尽信以为真实，但也不可单凭直觉的理智，去抹杀古代的事实。古人或不至像我们所相信的那么样的惯于作伪，惯予凭空捏造多多少少的故事出来;他们假使有什么附会，也必定有一个可以使他生出这种附会来的根据的。愈是今人以为大不近人情，大不合理，却愈有其至深且厚，至真且确的根据在着。自从人类学、人种志和民俗学的研究开始以来，我们对于古代的神话和传说，已不仅视之为原始人里的‘假语村言’了;自从萧莱曼在特洛伊城废址进行发掘以来，我们对于古代的神话和传说，也已不复仅仅把它们当作是诗人们的想象的创作了，我们为什么还要常把许多古史上的重要的事实，当做后人的附会和假造呢?”① 我觉得，郑先生的这段话说得极好。因为，古代的神话传说，是一种文化符号，是古代文化的表象，但它们却蕴含着深层的远古文化源的大量信息。破译并阐释这些信息，揭示它们的深刻意义，乃是许多人文科学研究者的重要任务。将古代的神话与传说同地下挖掘出的古代文物或古文化遗址相互印证，再加上历史学、文化人类学、民俗学、民族学等多种人文科学知识与方法的综合运用，那么，对上古一些模糊不清、朦胧存疑的事象，就会逐步清晰起来，并得出比往昔学者更符合实际，也更科学的结论。大量事实证明，我国各民族的神话与传说，是探讨我国远古时代社会真象和中华民族文化之源的不可缺少的资料，有关伏羲的神话与传说，就是其中重要的一部分。
学术界的朋友们都知道，法国历史学兼考古学家拉克伯里，曾在他的《中国古代文化西源说》一书中，断定中国文化起源于西亚，认为庖犧氏、神农氏和黄帝，都是两河流域的古巴比伦人，是由西向东传人中国的。这种见解，实质上是“欧洲文化中心论”的变形，是学术偏见的反映。类似的错误，还出现在俄国学者π·c·瓦西里耶夫、美国学者E·亨廷顿、瑞典学者J·G·安特生等人的学术著作中，这不能不使人感到非常遗憾。建国以来，由于我国考古学界的辛勤劳动，对国内新石器时代遗址的挖掘与研究，取得了极为显著的进展，尤其是对“羲皇故里”——甘肃省秦安县大地湾古文化遗址和“轩辕故里”——河南省新郑县裴李岗古文化遗址的发现和挖掘，更加引起海内外学术界的高度重视。这两处遗址，不但都早于仰韶文化，其年代均可上溯到公元前7000——5500年左右，而且，这两处遗址的所在地区，又分别是伏羲和黄帝神话传说大量流传的地区。将这两处遗址出土的文物和当地民间神话传说相互印证，必然能大大深化人们对我国新石器时代的认识，这就将我国古代文化之源的研究，建立在更加可靠、可信和大量事实的基础之上。我觉得，不断深化对伏羲等上古神话传说中人物的研究，将充分证明世界文化并非只有一个源头，而是多源、多中心的，中华古代文明，无疑是这众多源头中灿烂夺目的一个。另一方面，国内学术界近十多年来对我国古文化之源的探讨，也取得了空前的进展。由于浙江余姚河姆渡文化遗址和辽西红山文化遗址的发现和大规模发掘，以及秦陇、吴越、荆楚、巴蜀等区域文化与考古研究的不断深入，传统的“中原文化中心论”也受到了严重的挑战。尽管以河南为代表的中原文化以其悠久性、连续性和在历史上的先进性，仍然能够保持其中华古文化大源头的地位，但说它是唯一源头，或者说，中国古文化只是以中原为中心向四周传播，恐怕就值得商榷了。事实是，在神州大地上，除中原古文化源之外，还有若干个值得重视的古文化发生源，它们也是形成中华古代文明的一个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至于中原古文化源在殷商之后对周边各个古文化区域的巨大影响力，以及这些不同区域古文化源之间的相互影响、靠拢、吸收和融合，则是显而易见的。换句话说，中华民族的古文化之源，也不仅仅只有一个，而是多源头、多中心的。中原文化之所以十分突出，恰恰在于它正好是多种文化源交流的汇合点，是它善于吸收、融合四方之所长的缘故。我想，有了这种认识，我们的视野将大大开阔，思维也将进一步活跃，这对深化中国古文化之源的研究，必将产生很大的推动作用。天水市召开首届伏羲历史文化研讨会，其意义当然是多方面的，但对中华本土文化发生源作一种区域性的探讨，恐怕也是应有之意，这也正是我写这篇文章的基本出发点。下面，我想从民俗学的角度，对伏羲神话传说的文化史意义，进行一些初步的探讨，以求教于诸位学者。
一、 伏羲是我国西北高原昆仑神话系统的神祗
著名史学家顾颉刚先生曾经指出：“中国古代留传下来的神话中，有两个很重要的大系统：一个是昆仑神话系统;一个是蓬莱神话系统。昆仑的神话发源于西部高原地区，它那神奇瑰丽的故事，流传到东方以后，又跟苍莽窈冥的大海这一自然条件结合起来，在燕、吴、齐、越沿海地区形成了蓬莱神话系统。此后，这两大神话系统各自在流传中发展。到了战国中后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又被人结合起来，形成一个新的统一的神活世界。这个神话世界的故事和人物，在它的流传过程中，有的又逐步转化为人的世界中的历史事件和人物。因此，探索昆仑与蓬莱这两个神话系统的流传与融合，对揭示层累地造成的古史系统，回复古史的原来面貌有极其重要的意义。”②这段话说得很精采，是我们揭开伏羲神话传说发源地之谜的一把钥匙。 在我国现当代神话学家的专著或论文中，认为伏羲、女娲神话传说的发源地在我国西南地区(尤其是在苗族聚居地)的占大多数。其主要依据，大都来自芮逸夫先生《苗族的洪水故事与伏羲女娲的传说》一文。这篇文章中说：“伏羲、女娲之名，古籍少见。疑非汉族旧有之说。或伏羲与Bu—i，女娲与Ku—eh音近，传说尤多相似。Bu—i与Ku—eh为苗族之祖，此为苗族自说其洪水之后遗传人类之故事，吾人误用以为己有也。”③这段话头一句就有问题。伏羲、女娲这两个名字，在我国古籍中是多见，而不是“少见”。虽然，伏羲与女娲并提的记载相对较少，但也绝非孤证。比如，王延寿《鲁灵光殿赋》云：“伏羲鳞身，女娲蛇躯。”曹植《女娲画赞》：“或云二皇，人首蛇形。”《春秋运斗枢》曰 ：“伏羲、女娲、神农是三皇也。”苏轼诗中有句云：“洪荒无传记，想象在羲娲”。像这类伏羲女娲并提的，还可以举出一些。至于通过考古挖掘而发现的石刻、壁画中有伏羲、女娲人首蛇身交尾图的就更多了，新疆、河南、山东、湖南、四川都有，据《文物资料》1954年第4期报道，甘肃天水麦积山石窟中也有，它们是无言的神话，广泛流传的铁证。如果认为这一切均源于西南地区的苗族神话，似乎难以服人。上面我所引用或列举的各种史料，较之芮逸夫先生30年代在云贵高原辛勤搜集来的许多第一手少数民族神话传说材料，就文字记载而言，要早得多，影响也大得多。再说，古籍中曾有“窜三苗于三危”的记载，而三危山在甘肃敦煌县境，距神话中的昆仑山(即今之祁连山)很近，三苗受昆仑神话系统影响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冯天瑜先生在其《上古神话纵横谈》一书中，也支持芮逸夫先生的伏羲、女娲神话起源于苗蛮集团说，并强调指出：“伏羲女娲由兄妹结为夫妻，是北方以外的神话。”④然而，冯先生在同一本书中，却又引用了唐代李冗《独异志》中的这样一段记载：
“昔宇宙初开时，有女娲兄妹二人，在昆仑山，而天下未有人民。议以为夫妻，又自羞耻。兄即与其妹上昆仑山，咒日：“天若遣我二人为夫妻，而烟悉合;若不，使烟散。”于烟即合。其妹即来就兄，乃结草为扇，以障其面。今时取妇执扇，象其事也。”
对这段文字，诚如冯先生所评价的那样：“记载这个故事的《独异志》出于封建社会中期，掺杂了明显的封建伦理意识，但仍保持了某些原始神话色彩。”⑤但我要问的是：这个故事是不是也出于苗蛮集团?或受苗族神话的影响?恐怕冯先生难以明确回答。其实，这篇被封建文人加过工的民间神话，恰恰证明伏羲女娲兄妹通婚的神话传说，在北方流传已久，它显然属于昆仑神话系统，而不是巴蜀、云贵一带苗族的神话传说。昆仑神话系统中诸神故事最初产生的地点，乃是以祁连山为其神山(即古代神话中之昆仑山)的西北黄土高原。汉代应劭的《风俗通义》中说“女娲搏黄土作人”，也给女娲这位远古时代杰出女神的传说源于西北黄土高原提供了一个很有力的佐证。因为，苗族所聚居的云、贵、川一带，或是溶岩地貌，或是黑土、红壤，恰恰没有黄土可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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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观复草堂——柯杨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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