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定宜庄新作《老北京人的口述历史》厚厚两大本将近一千页，与她十年前的著作《最后的记忆——十六名旗人妇女的口述历史》相比，最大的不同在于，上一本书里你看不到她的提问，只有采访对象回答。这本书则不同，你不但可以看到是什么样的问题引发了采访对象的回答，还可以看到她和被采访者的关系、在场的其他人以及谈话的气氛。定宜庄是一位历史学家，与民俗学家、人类学家、社会学家相比，她对于口述历史的使用不尽相同，她对口述历史的使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学者对于口述历史认识的变化过程。

　　19世纪晚期的人类学家已经开始用留声机录下美国印第安人所讲的故事，尽管在那个时候口述历史这一概念还未出现。但口述历史从一诞生就跟录音结下了不解之缘，二战以后磁带录音的发明则进一步推动了口述历史的发展。

　　20世纪90年代中期，定宜庄在台湾做访问学者时接触到了口述历史，那个时候口述历史在台湾很火，如同大陆近几年“大家来做口述历史”热潮一样，但是她真正了解并学习如何收集口述历史则是到美国之后。20世纪90年代中届期，美国的口述历史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经非常成熟，有着一套学者、官方、民间机构都遵循的方法，简单来说就是要录音。要做准确的录音听写，要和采访对象签署具有法律效力的“同意书”。而对于如何做录音听写，学者们有着不尽相同的见解。有的认为应当把“笑”、“大笑”这样的情绪表达全部记录下来：有的则认为应当只记录那些有重要意义的情绪表达。有的认为应该一字不差地把被采访者的话记录下来：有的则认为，出于尊重采访对象的考虑，应当适当调整采访对象的语法错误及不当或不雅用词。

　　后一点争议使我们想到产生这一争议的原因。很显然如果被采访对象是受过优秀教育的社会精英，那么这一争议就不会产生，但随着口述历史在美国的发展。被采访对象也随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一变化也反映了美国学术界的发展。在口述历史出现之初，被采访对象一般为政客、军官、成功的商入等，随着历史学家对于底层人民生活体验的重视，到了六七十年代口述历史的采访对象开始越来越多地转向普通民众。

　　近些年在西方，学者“反思”自己渐成一股思潮，很多论文就是以对以往研究的立场和方法进行批判为主题。知识分子开始反思在呈现所研究对象的时候是否客观，特别是在所研究的对象属于弱势群体的时候。知识分子开始认识到更加公正地开展调研本身就是创造公正社会的一部分，这一反思产生了如上所说的一些调研方式的改变。在这股思潮之下。人类学家、民俗学家力求更加客观地呈现“参与观察”的过程，在做田野调查进行访问的时候，不应该忽略甚至掩饰自己所提的问题。定宜庄先生十年以后的这本口述历史表现了一位中国学者在这方面的努力。

　　早在20世纪80年代，学术界就有介绍口述历史的文章出现。到了90年代，一些口述历史的丛书也陆续出版。但是据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口述历史”丛刊的执行编辑郭沂纹介绍，口述历史真正“火起来”是在2000年以后。这期间，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学者刘小萌出版了关注知青经历的《中国知青口述史》，当代中国出版社不但出版了“当代中国口述史系列”，包括《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从“童怀周”到审江青》等著作，还翻译出版了口述历史实务指南《大家来做口述历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口述自传丛书”，包括《舒芜口述自传》、《文强口述自传》，中国档案出版社出版的旅美历史学家唐德刚的《张学良口述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