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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迄今为止，我愈来愈经常遭遇的询问之一是，还在从事文学研究吗？我听得出来，这种询问包含了某种怜悯。不识时务、冥顽不化，这是怜悯背后的潜台词。我通常总是以学术的骄傲俯视这些询问。然而，如果这些询问来自学术内部，答复起来就困难得多了。在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这些著名的学科面前，文学又算得了什么呢？
压抑和解放的主题复杂多变
在我的心目中，文学，尤其是今天文学的首要意义仍然是围绕压迫与解放的宏大主题。但是，文学承担的使命不仅是在传统的意义上认识历史。对于文学来说，压迫和解放的主题考察必须延伸到个人以及日常生活之中具体、感性的经验。个人以及日常生活之中，压迫与解放的主题复杂多变，远非政治学、经济学描述的那么清晰。所以，我更倾向于表述为：压抑与解放的主题。压抑也是一种压迫，但是前者远比后者隐蔽、曲折、微妙、范围广泛，焦点更聚集于与个人生活密切相关的区域。因此，解放同时包含了微观、小型的形式。这一切均是文学揭示的内容。
那些著名的学科常常以“社会”作为衡量单位讨论各自的问题。某种程度上，这如同一种理性的僭妄。广阔的日常生活往往是那些大理论无法也不屑进入的极其活跃的领域。文学欣然接管了这个领域。宗教、历史、神话的后撤与个人、家庭以及具体日常生活经验的粉墨登场，可能是文学与诸多学科之间一次关键的历史性再分工，文学可以将那些著名学科管辖范围之外的故事继续讲下去。文学表现的是个人，是日常生活，文学似乎不必依赖那些学科。文学的主要来源以及作用范围是社会的“情感结构”——一个来自雷蒙·威廉斯的概念。无论压抑还是解放，“情感结构”在阻止或者动员社会行动时，远比各种理论有效。
这就是我愿意继续从事文学研究的两个重要理由：首先，文学可以如此深刻地撼动或者封闭一个社会——这两种情况都曾在历史上出现过；其次，那些著名的学科远不能解释文学的这些特征，遗留的许多问题必由“文学研究”这个学科承担。
个人故事与历史叙事间没有直通车
我们没有理由简单地设想，民族、国家、社会的独立和解放一定会均匀地惠及每一个社会成员。相反，民族等大概念有时恰恰遮蔽了内部的不均衡。个人的纷杂故事与政治历史的宏大叙事之间似乎没有直通车。
日常生活之中的压抑与解放极为复杂，多种因素交织在一起。许多压抑是独一无二的，解放的方式亦是极其多元的。日常生活领域如此多变，以至于文学可能发现，尽管民族国家的建立对于大众的解放如此重要，但是，这并不能排除另一种可能：进入日常生活，进入个人的特殊情境，强大的国家机器很可能同时包含了压抑。政治学的逻辑很可能难以承认这种副作用，但是文学很容易察觉。在多种因素的复杂博弈中，文学愿意承认某些压抑的必要，甚至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压抑就是压抑。人们没有理由制造一个抽象的“人性”遮蔽历史，也没有理由否认历史对于个人的限制和残酷束缚。考察各种因素如何在特定的历史舞台上表演，这是文学擅长的。
文学带来的审美感觉之中隐含了强大的批判性。美感的批判性在于，人们在阅读产生的愤怒、感慨、哄笑和唏嘘落泪之间通常可以意识到，理想的，至少是正常的生活究竟如何。这种认识可以立即进入日常生活，进入个人的各种细节。今天，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现象是，某种试图摆脱民族国家这些大概念、大理论的日常生活领域正在成型。文学已经监测到这个领域。许多人得了“深刻厌倦症”。至少在意识上，人们试图放逐那些沉重问题的压抑，从而在哄堂大笑之中赢得某种短暂的轻松。这么多人突然涌向了娱乐，文学至少要反思一个问题：文学对于大概念、大理论的热衷为什么适得其反？这本身即是一个严肃的历史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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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2月9日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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