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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资料及运用
我在不少地方作过关于街头文化研究的学术报告，每次总有人问我依赖的是什么资料，因为这是如何研究大众文化和下层民众所面临的困难。的确，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关于下层民众和大众文化的描述，基本上都不是由民众自己来叙述的，而是由精英来记录的，也就是说经过了精英的过滤。由于我们所看到的大众和大众文化基本上是透过精英的眼睛，我们在研究它们时便不可避免地回答这样的问题：下层民众是否能发出他们自己的声音，能不能代表他们自己。微观历史的代表人物C·金兹伯格(Carlo Ginzburg)写的《奶酪与蛆虫》(The Cheese and the Worms)中指出，在所记载的资料中，下层民众从来就没有自己的声音，他们的思想和意识全是由记录人来写的。因此，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些资料，这些记录下来的文字，实际上是已经被扭曲的东西，并不是他们真正的声音，大众文化也是强加在下层民众身上的文化。因而研究下层人民的学者G．斯皮瓦克(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提出了到底下层人能不能讲话、发出自己声音的疑问。但是通过我自己的研究，我认为他们是可以讲话的，他们是有声音的，但这取决于从怎样一个角度去使用这些记录下来的资料。
在作研究的时候，用什么口气来描述对象是很重要的(见王笛：《大众文化研究与近代中国社会——对近年美国有关研究的述评》，《历史研究》1999年第5期)。这即是说所描述的对象本身“是”这样的呢，还是所描述的是通过别人的眼睛和头脑所“反映”出的面貌。另外，我们在研究下层民众的大众文化的时候，感觉很难找到详细和具体的描述，因为精英并没有或不屑对他们浪费笔墨，所以他们所涉及的大众文化和下层民众，大多是比较抽象的批评。然而在研究下层民众的时候常常需要很具体的描述，那么怎样去寻找，哪里去寻找?西方已有学者开始把眼光放到文学的资料上，比如研究明清以来的地方谚语、民间文学、地方戏曲、以及诗词等等，都可以作为史料来使用。中国传统的历史学很鄙视文学资料，认为它们不可靠，因为经过了人们的想象和再创造。但是我认为，关键在于使用文学资料的时候，采用怎样的方法。例如《街头文化》使用了大量的竹枝词，这些竹枝词是由成都地方文人创作的，记录了他们所见到的社会和日常生活，比如民众怎样在街头从事商业、谋生、人际交往、庆典等等活动直接的描述。在运用这些资料时，我并不宣称这便是真正的、准确的大众的日常生活的记录，而是反复强调这是这些精英们所看到和理解的大众、大众文化和日常生活，从中探索精英对下层民众和大众文化的态度以及演变。因此在研究下层民众和大众文化时，我们完全可以在资料问题上扩展我们的视野，并换一个角度来考察我们所研究的对象。
这里还要强调的是，视觉资料为我们研究文化、特别是大众文化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因此我使用的资料还包括不少照片、漫画以及民俗风情画。这些视觉资料可以起到“让资料自己说话”的效果。虽然我们在使用文字资料时应该尽量使用自己的语言和提供自己的解释，避免“让资料自己说话”的“懒汉”式的研究方式，但本书所提供的这些视觉资料，都可以与文字分析相印证，从而加强我们对大众文化的理解。
三、宏观与微观
我也想趁此机会谈谈我这些年来研究历史方法和史学观的一些转变。我在1989年完成的1993年由中华书局出版的《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1644～1911》，是对以清代四川为中心的长江上游的系统研究，涉及到生态、人口、耕地、城市网络、贸易、经济结构、文化、社会生活、宗教信仰等等方面，可以说是一个区域性的宏观研究。从这个十多年前的研究中，读者可以明显看到我所受两大史学思潮的影响：一是以布罗代尔为代表的法国年鉴学派，一是现代化理论。前者尤以布罗代尔的《腓力浦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与地中海世界》对我启发甚多，后者则以布莱克的《现代化动力：一个比较研究》使我获益匪浅(Fernand Braudel，The Mediterranean and the Mediterranean World in the Age of Philip Ⅱ，two vols． Trans．bv Sian Reynolds，New York：Harper ＆ Row，1972；C．E．Black，The Dynamics of Modernization：A Study in Comparative History，New York：Harper ＆ Row，1967)。在年鉴学派的影响下，这本书虽然篇幅很大，但研究对象基本集中在从生态、人口到社会经济、组织和文化上，对政治事件的涉及甚少。如果说年鉴学派对我选择研究对象作用甚巨，那么现代化理论则使我能够把如此丰富的资料和复杂内容统一于一个贯穿全书的主线。
这里应该说明，与许多现代化问题研究者不同的是，我并不认为传统与现代化(在《跨出封闭的世界》一书中我采用的是“近代化”)是完全对立的，正如我在“导言”中所表明的：“我们不能把近代化视为是从传统到现代化中间的一场简单的转变，而应将其视为是从远古时代到无限未来连续体的一部分。这即是说，传统和现代并不是一对截然分离的二项变量，而是由两个极构成的连续体。因此严格地说，传统与现代化都是相对的，没有截然分离的界标，也不像革命那样有一个明确的转折点。在从传统向现代化的过程中，社会犹如一个游标，愈来愈远离传统的极点而愈来愈趋近现代的极点。”因此，这个研究是以“动态的眼光看待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王笛：《跨出封闭的世界》，第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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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史学月刊》2006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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