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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准备用一组文章把我所参加的十余次现象学学术研讨会记录下来，其中既有对我触动很大的别人的发言或文章，也有我自己当时为会议提供的发言或文章，共同的标准只有一个，这就是它是相对于我今天所思考的问题而言的。
首先讨论我们如何才能超越日常度日的时间经验问题，依据的是克劳斯·黑尔德(Klaos Held)教授在大会上的发言，这篇发言刊登在《中国现象学与哲学评论》第一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年9月版)上。
1994年10月23日，我与志扬、萌萌一起坐船从武汉到南京参加首届现象学研讨会，会议在东南大学召开，25日开幕，29日结束。黑尔德教授的发言当时就给我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我做了详细的笔记，而且始终觉得自己并未完全领会他的意图。今天回头去看，思路就更为清楚了：超越日常度日的时间经验是一个事关人权、平等、政治民主的问题，而且在黑尔德教授看来，西方哲学中主体性原则的确立伴随着传统家庭关系的没落，“现代西方人已无力严肃认真地考虑，对人权的信仰同家庭对下一代的关心之间的联系，人们忘却了，恰恰是以家庭为基础的对下一代的关怀才构成人权有效性的真正的意义基础”(该书第470页)。他在这里主要指涉的是海德格尔的哲学，而胡塞尔晚年却极其重视这个问题。他已经意识到了这一问题的重大。在黑尔德教授看来，东方人在家庭关系中的经验倒是有可能为此作出贡献，当然，“这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与日常度日的时间经验相对立的就是世代生成的时间经验，黑尔德教授引用胡塞尔的话说：“这种对世代生成的意识也是对时间的原初性经验。”
日常度日给了我们时间经验：日常即每天的日子都一模一样，日复一日，经过一夜沉睡，生命重新开始。这是一个周而复始的循环过程。
世代生成指的是上一代人的死去与下一代人的出生，人类生活就是在世代生成中实现的，而且，它就出现或发生在我们每个人的身边。
“与个人的沉睡相类比，在‘世代性’中就是死，每个人都需要睡眠，人人都得死亡”(第459页)。
如果说日常度日是单个人的时间意识的话，世代生成则可能使人们意识到“使个人生命成为整体的，以及从多个人生命代代相继而构成人类整体的那种时间”(同上)。
无论是日常度日还是世代生成都与人类的团体生活经验有关，二者的区别在于：只有在日常度日得到维系的基础上，人们才会有分工，于是也就有了等级制度，有了黑格尔所说的主奴关系。
“度日”，也就是维系生命，奴隶是为了维系自己的生命而成为奴隶的；世代生成则不同，它涉及的是以生儿育女为取向的男女关系即婚姻关系。“度日”时间经验中的主奴不平等与“生成”中的男女平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黑尔德教授在这里借用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的论述谈到了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如果把生儿育女也理解为“度日”的需要，那就是把婚姻关系(男女之平等)混同于政治关系(主奴之不平等)，这叫野蛮人的度日方式。“野蛮人把妇女看做奴隶，这证明他们无力构建政治共同体，不可能建立民主式的平等关系”。一切不平等关系都发生在“工作”、“生产劳动”中，而男女间的婚姻关系说到底不是这样一种具有“生产劳动性”的关系；与目的性关系相联系的就是有关工具的概念，奴隶是工具，妇女、孩子也可能成为工具，或者说，把婚姻、生儿育女视为个人生命的延长。这就是一种典型的把世代生成混同于日常度日的思想方式。
“世代生成时间经验要求把个人的生命领会为世代生成链条中的过渡环节”，于是就不仅仅只是接受或面对死亡，而是一种由情感驱动的肯定性行为：对为下一代让位的肯定。黑尔德教授说，“以这种形式实现的，为了他人的生存而自愿接受自己的死亡充分体现在对他人的爱之中”，这也就是法国大革命中的“博爱”(fraternite，原意为兄弟关系)这一口号的来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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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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