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上这些因素只是文化史向新文化史过渡的部分原因，事实上，伯克认为，“无论在整体还是在个别的层面上，‘新文化史’都是博采众长的结果。”（页57）
现在的文化史之所以被冠以“新”字，表明它遵从的是一种新的研究范式，与以往经典时代文化史研究有着很大的差异，也与思想史、社会史研究有很大不同。新文化史实际上是对大众文化史、历史人类学、微观史学、后殖民主义与女权论述的继承与发展，同时是对“‘文化’领域的扩张做出的反应，也是对崭露头角的‘文化理论’的兴起做出的反应”（页58）。实际上，关注理论正是新文化史最明显的特征，文化史是历史学科各分支中最具理论化的一支，女性主义、后结构主义、后殖民主义与日常生活论述等都是最先从文化史这里展示其影响，然后再扩张其军的。关注表象（Representations）和实践（Practices），这是新文化史研究最突出的两个特征。
实践史主要包括社会语言史、信仰文化史、旅游史、收藏史、科技文化史等，其中，目前最受欢迎的实践史是阅读史研究。表象史一直是新文化史研究中最活跃的领域，它既注重文学或视觉中的形象，亦关注精神中的意象。在美国和法国，对集体表象的研究吸引了很多一流的史家。在各种表象史研究中，记忆史属于研究热点。
通常，文化史研究者比较重视思想，对物质文化注意不够，把该领域留给了经济史学家和艺术史家。但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一些文化史家开始关注这个领域，将研究兴趣转向了物质文化的研究，关注物背后的文化意涵，尤其是人与物的互动、物品和认同的关系，且吸收了人类学、考古学、民俗学、宗教学、文学、艺术等领域的成果，强调研究传统的三大课题——食品、服饰、住宅，聚焦于消费史和想象层面——因广告的煽惑而对商品需求的刺激。
医学范围内的身体史研究古已有之，福柯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开始的系列研究开辟了身体史研究的新典范，但在新文化史的脉络里，这种身体史研究才发扬光大，并与医疗、性别、心态、政治和文化联合起来讨论，关注点主要是作为经历和作为符号的身体，以及各种对身体的看法与使用，即所谓身体的文化建构。
在以上对新文化史及对新文化史研究领域的表述中，伯克一直试图让读者意识到，“在新文化史这把大伞底下进行的实践采用了各种各样的研究方法” （页85）。他也很明白地提醒，很大程度上，新文化史是“通过借助一些新概念，让许多新的主题得到了发现和探索”（页85）。所以，新文化史不是一个完全的创新，它对过去的学术研究像历史人类学、经典时代的文化史研究、艺术社会史研究等，都有很大的继承和延续，正像伯克在之前的讨论中所揭示的。因之，新文化史只是标志史家研究重点的转移，“是对传统的改造而不是一场革命”（页86）。抑有进者，支撑新文化史的基础理论，经常遭受传统实证史家和像汤普森那样的创新型史家的批判与拒绝，而新文化史赖以支撑的主要理论——有关现实的文化建构理论，也是富有争议的。接下来，伯克在第五章对文化建构的价值和局限进行了考察。
新文化史的实践者普遍将“表象”视为现实的“建构”或生产，这样建构主义的做法反对把文化或社会群体看作是同质的或本质主义的，且与外部世界截然分割的文化建构物。但学者们在多大程度上乃至用什么方式建构了他们的研究对象？这类问题本身就成为值得研究的重要内容，而1980年代以来一系列以“建构”、“发明”、“想象”等为标题的史学论著，都表明史家对文化建构重要性的认识。更有新文化史研究者认为，过去本身就是一种建构，如阶级、种族、民族、君主制、性别等皆是如此；个人身份的建构、认同和区隔的建构，同样是新文化史的重点关注对象。饶是如此，建构主义也有自己矫枉过正的局限，如文化建构过程中不同类型的人的不同作用，个人和集体建构的重要性问题，文化建构过程中政治、经济或文化传统的因素决定程度，文化建构过程中对传统思想资源的取舍情况。这些问题既为新文化史招致了批评，亦为它向社会史的靠拢埋下了伏笔。
继续浏览：1 | 2 | 3 |
文章来源：东方早报 2010-2-28 2:47:53
【本文责编：思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