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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起源
白帝天王崇拜是我国湘、鄂、川、黔及桂西北地区各民族的共同信仰。湘西是多民族聚居区，有苗族、土家族、汉族等民族，又是中原地区交接川黔的门户和枢纽，白帝天王崇拜更为普遍、更具有典型性，因此引起了一些学者的关注。他们有的探讨白帝天王的民族归属，认为白帝天王是苗族尊奉的族灵神［1］，有的从神话的发生学原理出发，得出白帝天王崇拜就是土家族白虎廪君崇拜的发展［2］，有的从白帝天王崇拜的历史考察，追溯其从原生态神话向次生态神话转化的历史逻辑，以此揭示白帝天王崇拜在民族融合全过程中转化的内在机制［3］。
这些讨论梳理了湘西地区有关白帝天王神话传说的几种版本，发现了白帝天王神在湘西苗族、土家族、汉族聚居区由各民族共同的族神发展演变为具有政治化、社会化控制工具的趋势，然而并没有涉及白帝天王崇拜控制湘西多民族地区的过程及方式。本文从大量的田野调查①资料中发现湘西的白帝天王崇拜基本上都出现在苗疆边墙地区，也就是说有苗疆边墙的地方就有白帝天王崇拜的文化事实，（仅以湘西凤凰县为例。凤凰县境内的苗疆边墙地区从靖关边、拉豪营、靖疆营、碑亭坳、阿拉营到腊尔山的新寨、禾库的鸭堡寨等地皆建有天王庙）从而得出苗疆边墙地区明清以来就是苗汉冲突、互动、交融、对话频繁的地区，当白帝天王崇拜成为各民族的共同信仰以后，民族冲突趋于缓和，社会秩序得到整合并逐渐走向均衡以及和谐。于是探究湘西苗疆边墙地区白帝天王崇拜的控制功能，寻求多民族聚居区由冲突走向平等对话最终达到和谐发展的模式，就成了本文的主题。
二、湘西苗疆边墙的修建
清代以来把以湘西腊尔山腹地为中心的相对稳定的苗族聚居区称为“苗疆”，按现在的行政区划大体包括现在湘西的凤凰、吉首、泸溪、古丈、花垣、保靖以及相邻的麻阳、铜仁、秀山等县市部分地区。因其范围以湘西为主，故历史上称这一地区为湘西苗疆。这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区，主要聚居着苗族、土家族、汉族以及其它少数民族，民族关系复杂，民族冲突
不断，俗称“三不管”或“三边”地区。自古以来就有“十年一小乱，六十年一大乱”的说法，“每出事一次，皆争斗数年，杀至剧烈而又平靖，平靖之后，复又杀戮”，“从来未有百年安居无事也。”［4］（P33）这种因民族矛盾而引起的冲突明代以后主要是由苗族发动的民族起义引
起的。从此控制和统治这块小小的“苗疆”，镇压和防范他们的反抗成了统治者一项长期而棘手的难题，明清统治者在大规模的军事征剿、设置土司、屯兵弹压等措施难以控制民族冲突以后，他们采取了更强硬的策略，在苗疆地区修建数百里的边墙，以防御苗民的进攻。
湘西苗疆边墙始建于明代万历年间（1615年），开始只是在生苗与熟苗居住线之间修建的一些屯堡、碉楼、营哨、关卡，以构成一道环形的军事线。明万历末年又修筑墙壕把以前的碉楼、哨卡连了起来，形成一道犹如北方长城似的军事防线的边墙。它西南起自湘西与铜仁交接的王会营（今凤凰黄合乡黄合村），经过落潮井乡、阿拉营、廖家桥、沱江镇、长坪乡、吉信镇、竿子坪乡、乾州镇、镇溪所（今吉首市），东北到湖南古丈喜鹊营，全长190多公里。
对于苗疆边墙的作用，许多研究者都认为它是镇压苗民的军事设施和堡垒，目的是对苗民进行经济文化上的封锁与隔绝。我们不可否认苗疆边墙在控制苗疆社会秩序，减少民族冲突机率的震慑和调适作用，正如高应达先生所说湘西苗疆边墙“其目的是为了控制社会秩序，在清朝更多的是保障改土归流成果的一项巨大工程。它见证了明清两代湘西苗疆社会的民族冲突――民族矛盾的缓解――民族冲突的重新加剧――民族矛盾的全面调适和缓和的历史过程。”［5］
实际上民族冲突最终将转化为文化冲突。历史上苗、汉之间所形成的民族文化差异是苗疆边墙修建后民族矛盾和冲突激化的主要原因。边墙的修建引来了大量的汉族流官和商人，由于语言以及文化习俗的差异，导致苗、汉之间难以沟通。汉族流官不理解苗族同姓不婚的礼俗，也不理解苗族姑娘婚前随意与人私通父母不但不禁止，反而引以为荣的自由恋爱的婚姻形式。那些进入苗区的汉民和流官甚至以““苗人狼子野心，猜疑反复，桀骜难驯”［6］的心态来处理苗汉之间的冲突和矛盾，最终使进入苗区的汉民和官吏与苗民的民族隔阂越来越深，民族关系越来越恶化，民族冲突越来越严重，并且出现攻打苗疆边墙雕卡的事件。嘉庆四年“九月厅属右营苗吴陈受纠约火麻营等七寨……力攻碉卡十余次”；嘉庆五年“七月十六夜穷苗分数路攻击珑肱溪一带碉卡”。［7］由于没有合理的渠道释放紧张甚至敌对的情绪，最终导致灾难性冲突的出现，即乾嘉苗民起义。尽管清政府利用边墙的天然屏障动用十多万大军镇压，依然不能长期控制苗疆的整个社会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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