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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麦克唐纳所指出的那样，全世界的民族志写作都正在经历着所谓的“表述危机”，主要体现在对所谓“客观”的民族志文本的质疑。这些争论的议题总是发生在政治化的背景下，因此，民族志的创作过程会不可避免地受到研究对象的利益取向、价值观念的影响，因而不可能达到客观中立，人类学也并非像功能主义所期望的那样——走实证科学的道路。
目前对民族志创作的反思，已经涉及到了以往所忽视的修辞问题;同时调查者背后的权力语境及其与当地人之间形成的权力关系，同样影响了民族志知识的生产。麦克唐纳在描述影响民族志文本建构的三个政治过程时使用了一个术语，即所谓的“民族志的政治学”。在他看来，第一个政治过程：他所研究的那个博物馆的头头是新官上任，要搞改革，为此事，博物馆内的人分成了两派。而麦克唐纳写出的民族志，由于不可避免地带有自己对这些变革的看法，有可能会进一步刺激两派人的论战。第二个政治过程：他刚去博物馆的时候“很傻很天真”，以为所有人都支持他进行研究。后来才明白，每个受访者都有自己的动机，都想表述自己的观点，期待作者在民族志写作中接受他们的看法。第三个政治过程：随着田野工作的推移，麦克唐纳意识到博物馆里的行政管理人员和专业学术人员对他有着不同的期望。博物馆行政管理人员倾向于看到民族志中有更多的直白表述，而专业学术人员更青睐高深的理论分析。因此，民族志文本应当采用什么形式来写作——是进行一般意义上的通俗描述还是进行晦涩的理论分析，本身就成为一个具有政治意义的问题。
在互联网和新媒体的冲击下，作为“非营利为目的、永久性向公众开放、展示人类发展及其与环境关系物证的公益性文化机构”，博物馆可能正在逐渐丧失其知识生产的权威性。一方面，由于教育、经济的发展，传统的民族志研究对象现在已不仅仅是民族志的“被书写者”，同时也成为了民族志的“读者”。另一方面，传统的人类学研究主要是对非西方的一些传统群体进行的研究，是一种所谓的“向下”研究，现在越来越多的人类学者开始研究博物馆等本文化背景下的机构，他们的研究对象有时甚至拥有比人类学者自身更高的政治经济地位，其研究也成为一种“向上”研究了。这两方面的相互作用使得研究对象不仅仅是民族志的“被书写者”，同时也参与到民族志生成的过程中了，他们能深刻地影响人类学者的民族志作品。因此，民族志并非客观的自在之物，而是民族志作者与民族志研究对象共同建构的文本。
在中国，与民族有关的博物馆是展示民族文化的窗口，和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紧密相联，是现代民族国家的象征。无论是本土的学者还是西方学者，在博物馆里进行的民族志写作，都具有超越博物馆本身的意义。研究者选择采用怎样的风格和模式去写作，可能会带来不同的社会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或许应该从民族志写作的角度给予博物馆更多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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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族报》2010-0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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