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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错的历史、现代性与被压迫的传统
自然主义、神话主义及“封建式社会主义”的葛兰言理论，留着古代中国文化理想的深刻印记，与神圣主义、历史主义及民族国家主义的近代欧洲社会理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在分析中国人的信仰与象征行为时运用“中国人的宗教”一词，恐怕是出于不得已。他从古代中国的“礼仪人性论”延伸出来的对于社会构成方式的探索，当属西方神圣论支配下的社会学的一个“中国式另类”。
在《古代中国的节庆与歌谣》一书中，葛兰言从乡野生灵看礼仪之根;他的这一礼仪的历史解释，有特定的针对性。19世纪末，在中国东南沿海进行过长达8年调查的高龙(J.J.M. de Groot)举出大量经验资料表明，他在乡村观察到的仪式活动，均为上古经典在民间的遗存。30葛兰言一反高龙的观点，主张在乡野间发现上古经典的社会基础。到底是上古的乡野“小传统”决定了王侯、官府、士大夫的“官方宗教”的内涵，还是“官方宗教”的礼仪书写决定了乡野“小传统”的内涵?是葛兰言与高龙之争的焦点。关于了礼仪的根源问题，葛兰言所作的解释显然比较接近可知的上古时代社会进程的面貌。从经典论述看，礼仪这东西确像是由王侯与士大夫创制的。然而，古人创制礼仪制度时，不能毫无根据，而他们的根据，甚可能如葛兰言所说，来自“城外”。不可否认，一旦礼仪成为“官方宗教”(实指与政权紧密结合的儒家礼仪观念)，其对于继承了礼仪的乡野基础的民间，也会有强大影响力。基于乡野基础的“官方宗教”，凌驾于其“安身立命”的文化基础之上，企图涵盖或排斥它，是古代中国历史的常态。
关于上古以来节庆的变动，葛兰言说：
随着王侯权力的崛起，虽然春季竞赛的角色已经逐渐为其他方式取代了，但它们仍然作为民间习俗保留下来。通过赋予自然界和人类以秩序，控制季节性工作和两性关系，王侯所拥有的双重调整能力，官方的山川祭祀和政府的法令，继续执行着这些古老节庆的诸多功能。伴随着人们关于节庆之最初功能的知识的消失，人们对源于节庆的规则的尊崇，也就自然消失了。尤其是在混乱时期，乡村节庆很可能退化为放荡和性放纵。因此，乡村节庆如今是在遭人鄙薄的气愤中举行的，而在本土学者看来，它们也成为混乱状态的明证，但人们早已忘却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它们的最初目的是为了巩固社会的结合。31
这里，葛兰言观察到几个方面的线索：
1. “官方宗教”崛起于贵族对于乡间社会生活方式的改造。
2. 改造后的节庆，成为礼仪，在“官方”这个局部，替代了节庆，但古代节庆作为一种社会生活方式，却始终延续存在于民间社会中。
3. 即使是凌驾于民间社会之上的“官方宗教”，其象征与政治统治手法，仍可以理解为节庆式的。
4. 在历史上的“混乱”时期，乡村节庆易于演变为不符合“官方宗教”的礼仪规范的异类活动，然而，这些活动仍旧是社会性的。
5. 近代中国学者鄙薄和排斥乡村节庆，一方面是因为他们深深了解节庆富有的社会生命力，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忘却了这个生命力本来是有益于中国人的社会纽带之巩固的。32
主张“封建式社会主义”的葛兰言，在中国人的异乡，发表了他对于古代中国礼仪秩序的看法，强调礼教的基础在民间，强调乡村仪式活动的社会生命力，不是没有所指。20世纪以来，“新鲜事物拜物教”在“本土学者”当中崛起，替代历史上大小传统，成为新的“大传统”。作为“封建式社会主义者”，葛兰言的观点更像革命思潮涌现之前的晚清立宪派。19世纪的最后10年，康有为、梁启超、黄遵宪等，在回答中国传统到底有无“解放力量”的问题是，诉诸于“封建”，认为这种古老的制度有利于保护地方社会的自治，在它的基础上，能造就一个“公”的社会，以约束专制，解放社会自身的活力，使中国强大起来。33这种重“封建”社会活力的话语，直到20世纪20年代之前，仍然有其影响力。不能忘记，即使是在辛亥革命之后的1915年和1916年，康有为也还曾想借助袁世凯和宪法会的力量，在新民国宪法中立孔教为国教(该条款亦为宪法会接受，但迅疾立刻遭到多数知识分子的反对)。然而，如杜赞奇所言：“(19与20)世纪之交曾昙花一现的‘封建’叙述结构的渐进主义话语很快即被干涉性极强的国家所消灭。扩张的国家机器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排斥、消灭了自治的社会创造性”。34从一个角度看，这个话语转变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也如杜赞奇所言，那时的中国的确“缺少了一个强大的国家来为市民社会提供法律保障，才促成了排斥地方社会创造性的后果”。35然而，20世纪初期，知识分子对于强大的国家机器的过度信任，更能解释“封建”话语的式微。在当时的左右两派知识分子看来，以礼为中心孔教是古代专制主义中国的统治方式，应与君主制一同被废除。人们时常把“进步思想”归功于诸如左翼文学家鲁迅之类的新文人。左右两派知识分子之间的争端是有目共睹的，但他们在对待历史时表露出的“新鲜事物拜物教”度，实在惊人地一致。甚至连以“平和”出名的胡适也说，后来在评论康有为等的努力时也评论说，恢复礼教，是“与反动的君主运动连在一起的”。36
葛兰言的杰作，发表与1919年，其时，“吃人的礼教”一说，在他所说的“本土学者”当中流传。“五四运动”既是“爱国民主运动”，那么，作为“帝国主义国家”的族人，葛兰言其时匆匆逃离北平，原因便易于理解了。可是，他那对历史事件不加表述的《古代中国的节庆与歌谣》，是一种学究式的观念表达，还是含有对“本土学者”的新式“大传统”的批判?问题则不易回答。然而，葛兰言从礼仪的兴发史，论述古代中国大小传统共同基础，这一点，却必定是有深远意义的。
怎样真切地看待礼仪?在近代“本土学者”看来，无论是葛兰言，还是后来的拉德克利夫-布朗之流的结构-功能主义者，是解释学派，还是20世纪上半叶的李安宅、费孝通、钱穆，都必定犯有一个严重错误：对于礼仪这个概念中隐藏的“阶级社会”模式，他轻描淡写，甚至如同荀子一样，毫无“阶级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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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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