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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闻一多是以文学史家自居的，这种自我评价与他的学术研究的主要目标，以及与他生活的学术环境的特殊氛围是密切相连的。闻一多最大的心愿是撰写一部中国文学史，其实，有他这样心愿的清华人文学者又何止他一人呢?从目前所能了解到的材料来看，至少朱自清、浦江清都有过这样的努力和打算。{30}因此，闻一多的这种治学特点，既代表了他个人的一种学术方式，同时又是清华人文学者在中国文学研究这一研究领域中所体现出来的共同特点。的确，清华中国文学系的学者对文学史的研究方式与当时学术界较为流行的研究方式是有很大不同的，至少与北京大学的一派是有着鲜明的区别。所谓北京大学研治文学史的学者，这里姑且以胡适为代表。他的《白话文学史》(上卷)虽然是以白话文作为考察对象，但实际上胡适是将它当作中国文学的主流来认识的。因此，他一方面从以往的历史材料中寻找白话文的痕迹，另一方面则将人们习以为常的古文或文言文当作白话文的对立面来处理。胡适这样的文学史编纂方式，从根本上讲，是受制于他的白话-文言、活文学-死文学这样的文学史构想模式。这种文学史模式，与传统的文学史编纂模式相比，有它的长处，即突破了传统的经、史、子、集的分类方式，以及编年体式的编纂体例，而使编纂者个人的史识突现出来。但这种文学史编纂体例也有不足，最大的弱点在于研究者个人的主观性太强，有时流于观点先行，材料不足。文学史的编纂者将自己的假设当作了文学史的实际过程，缺乏对假设条件的论证而直接用观点来取代论证，甚至是用观点来裁剪史料。那些与自己观点相符合的史料，就吸取进来，而与自己的观点相矛盾的史料就存之不论，或者牵强附会地强行纳入自己的解释系统，也不顾这些史料的历史原貌如何。譬如，胡适的《白话文学史》(上卷)中，一个最大的毛病就是将历史上中国文学的一切成就都归于白话文学，而白话文学的一切合理性又都归于民间文学。相反的，所有文言文或古文，都被视为是僵死的文学，是没有生命的。假如真是按照胡适这样的划分法，无疑，中国文学史实际进程中的相当一部分内容要从文学史研究领域被剔除出去。胡适的这种治学方式在之前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及整理国故中都有所体现。胡适的这套研究方式，为当时的清华人文学者所反对。陈寅恪提出对古人的思想学术，应持有同情理解的态度，而不是让古人来适应我们。所以，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中，陈寅恪几乎是指名道姓地批评以胡适为代表的这种治学方式：
“凡著中国古代哲学史者，其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否则数千年前之陈言旧说，与今日之情形迥殊，何一不可以可笑可怪目之乎?但此种同情之态度，最易流于穿凿附会之恶习。因今日所得见之古代材料，或散佚而仅存，或晦涩而难解，非经过解释及排比之程序，绝无哲学史之可言。然若加以联贯综合之搜集及统系条理之整理，则著者有意无意之间，往往依其自身所遭际之时代，所居处之环境，所熏染之学说，以推测解释古人之意志。由此之故，今日之谈中国古代哲学史者，大抵即谈其今日自身之哲学者也。所著之中国哲学史者，即其今日自身之哲学史者也。其言论愈有条理统系，则去古人学说之真相愈远。此弊至今日之谈墨学而极矣。今日之墨学者，任何古书古字，绝无依据，亦可随其一时偶然兴会，而为之改移，几若善博者能呼驴成驴，喝雉成雉之比。此近日中国号称整理国故之普通状况。诚可为长叹息者也。”{31}
可以说，清华人文学者的治学方法大都是走实证考据的路数，但在这种传统方法之中又往往融合着现代的学术气息。这种治学方式的最大好处在于，研究者在处理历史材料时首先是持谨慎的实证态度，而不是采取否定或大胆假设的方式。这就使得历史材料在最大限度上得到保存而不是被剔除。所以，这是一种累积的治学方式，是在不断搜集史料，考证史料和扩大史料接触的基础上，形成新的研究范围、新的研究对象、新的研究方式和新的研究格局。由于清华学校形成的历史独特性，清华人文学术学风的形成有一个历史过程。这种过程体现在具体的每个学者身上，其研究方式的形成和成熟在时间的先后上并不完全同步。像陈寅恪这些人因从事学术研究的时间比较长，所以，成熟期要早一些，而闻一多等是从诗人、新文学家转变到学者的，这中间有一个适应清华学风的过程。另外从闻一多本人的治学条件看，他也是有所选择的。譬如，对于儒家的一些经典，包括《论语》在内的一些典籍，他的研究兴趣似乎不是很浓，而对于像《诗经》、《庄子》、楚辞和上古神话这一类想象性较强、具有浓烈文学色彩的典籍和史料，闻一多的研究兴趣就非常浓。但即便是这样，闻一多的治学方法基本上是与整个清华人文学者的治学方式合拍的，也就是说，他在对待古史材料时，基本上是持释古的态度，是在前人的基础上修正和扩大前人的学术研究，参以个人的研究心得。譬如，他对于唐诗的研究，就不是轻易宣称某首诗是伪作，而是首先做一些诗人生平的考证工作。并且这种考证工作不是为考证而考证，进行盲目的材料堆积，相反，闻一多的这种考证工作是有着很自觉的方法论上的意识。在青岛大学期间，他看了佛奈斯的20卷莎士比亚全集新集注本，非常感叹，认为中国文学的研究方法太落后了，而他自己就是要在研究方法上有所改进。{32}到清华后，闻一多仍然自觉地运用现代学术方法研究学术。从朱自清日记反映的情况看，闻一多曾抱怨一些学生缺乏必要的学术训练，不讲究治学的方法。{33}从相关的这些材料看，闻一多对治学方法是很看重的，但他的研究又不是那种用方法来对史料做穿凿附会解释的研究，而是在对史料的把握、分析的基础上，抓住材料的具体特征，适当地作一些分类和梳理，以不伤及史料的历史原貌作为研究的前提。像他对《诗经》、楚辞、《周易》卦辞的训诂考证，可能当时有些学者不一定完全同意他的考证结果，但大多数学者还是认为闻一多的解释是自成一体的，并且这种解释是从材料本身出发，而不是附加到材料上面的。这种微而精、局部细节的研究工作，有一个积累过程，因此，闻一多的心目中尽管一直有撰写中国文学史的计划，但这个庞大的计划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需要许多具体的个案研究，特别是对那些历来争议比较多而且又非常重要的文学史著作、历史人物的生平，都需要仔细的考证推敲。这种工作所需要耗费的时间、精力，是非常人想象得到的。所以，闻一多将他整个的学术研究视为是围绕文学史研究而进行的，这是非常准确的概括，也是他发自肺腑的感叹。一直到了40年代，闻一多的文学史研究逐渐浮现出大的整体性研究轮廓，就像他在《四千年文学大势鸟瞰》中所表述的对中国文学历史线索的总体看法那样，有一个总的文学史线索贯彻着他对问题的看法，而这些看法是由许多具体的研究作为支撑的，因而，这一文学史总体认识，不仅有着厚实的基础，而且是有许多新颖独到的具体意见。譬如，他的文学史分期断代，就与当时的各种文学史著作不同，将整个中国文学发展进程分为四段。这种划分法，在他之前的一系列论文和考证文章中其实都已经做了铺垫。所以，40年代中期的确是闻一多的学术研究面临突破的一个阶段，而且，从整理出来的这一时期闻一多的手稿看，他以往的学术研究的范围和主要研究目标也基本上是围绕着文学史进行的。如果天假以时日，很有可能闻一多的中国文学史论著就在40年代完成了。但历史留下的是遗憾，闻一多最终没能拿出他的文学史论著便告别了人世。
闻一多先生虽然没有完成他计划中的中国文学史的写作，但从他生前所做的学术研究工作来看，我们可以非常肯定地说，作为文学史家，闻一多是无愧的。他不仅吸收了当时国内学术界的许多学术影响，同时，他自己也成长为一名有代表性的文学史研究者。正如冯友兰先生在纪念闻一多、朱自清的文章中所评价的，闻一多是学人作家，也是清华中国文学系的柱石。{34}
注释：
①参见《闻一多全集》第12卷，P265-266，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
②参见《闻一多全集》第12卷，P381，P382。
③参见方仁念编：《闻一多在美国·附录》，P144-145，华东师大出版社1985年7月第1版。
④参见闻黎明、侯菊坤编：《闻一多年谱长编》，P390，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7月第1版。
⑤参见《闻一多在美国·附录》，P148。
⑥参见《清华大学校史资料》。
⑦参见蒋天枢撰：《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增订本)，P75，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6月第1版。
⑧蒋天枢认为“先生自辛未(1931年──引者注)以来，对唐史和唐代诗文，用力最勤。”参见《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P99。
⑨参见《闻一多全集》第12卷，P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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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01年11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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