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沟口：我曾经在1989年赴台湾清华大学讲学。我于是有了一个机会结识那些为了当时的台湾民主化运动进行不懈努力的人们，他们为了民主化，或者说，为了社会的公正而进行各种斗争。我在那时候开始了解台湾，以及本省人和外省人之间的复杂感情纠葛。当时台湾政府正在组织反共宣传，而清华大学的教职员联合会却没有简单顺应这个宣传，而是致力于推进台湾的民主化运动。我非常赞同他们的想法。我在清华大学的讨论会里发言说，日本也有日本的民主化课题，各国只有在追求自己的课题的时候才能够发生连带。我们通常所说的连带，并不一定是指跨越国境的意思，其实在自己的国境内部进行开掘，会有如同地下水脉一样的连接。我在台湾经验里学习到了这一点。我的台湾朋友们邀请我参加了一些具体的活动，使得我渐渐地开始了解台湾问题的复杂性，以及台湾人的苦恼。对于我来说，最大的收获在于在这些台湾朋友身上感觉到了一种和我所相通的东西，怎么说呢?那是一种良知吧，知识分子在自己所生活的社会里，无法依靠任何力量，只能是凭借着自己的不满足感觉，寻找那些能使得自己的知性探索得到满足的可能性，凭着这样一种冲动投入各种行动。我说的冲动，源于这种不满足，那么它就显得有些被动，就是说，总是要拒绝一些东西，说我讨厌这个，以反对的姿态来寻找能使自己感到满意的新的可能性。以这种被动性和拒绝的姿态作为出发点，原来也可以获得连带感觉，这种体会是我的台湾经验中很宝贵的部分。

　　孙：您说的不满足感觉，在探寻的过程中得到满足了么?

　　沟口：其实对于我来说，大概满足的状态永远不会存在。但是这种不满足的感觉，却是我寻找连带的一个可靠途径。那种对自己的生存状态感到满足的人，我是不会引为同道的。我在90年代初期去北京的时候，结识了你和你的一些朋友，我在你们身上也同样强烈感受到这种不满足的感觉。听到你们的一些谈话，我很吃惊，原来中国大陆也有一些年轻人在苦恼，并且有着和我一样的寻找冲动。因此，在95年听你谈到对于“知识共同”的设想时，我立刻在感觉上产生了共鸣。竹内好说过，在自己的国家里什么问题都感觉不到的人，就是到中国去了也不可能明白什么。他还说，如果没有对于当事人的苦恼的感受力，就不可能把握革命的实际状态。在我们之间，其实共有着对于本国的具体问题的强烈关心和探讨精神，这就是“共同”的基础吧。不满足的感觉，通常是一种被动的形态，但是它又是现在时态的，因此具有对于当下具体问题的批判精神。同时，它不仅仅是向外的，这种不满足通常是指向自身的，包含着自我批判和自我否定的精神。这种不断产生的不满足，我觉得就是“知识共同”的特征。

　　孙：我想，您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首先，这种“不满足感”提示了不同国族的知识分子建立连带关系的途径问题。我们通常在接触异文化的时候是以国族为前提的，不管是否意识到这一点；但是其实仅仅有国族意识并不足以建立连带，还必须有对于自己生存的社会和历史的责任感，以及由于这种责任感所带来的苦恼。人类的苦恼是连带的基础，它是国族的，又是超越国族的。在这个意义上，您刚才提到的有关“偏见和歧视”的问题是非常重要的。超越国族的连带感，只能诉诸于消除偏见和歧视的努力，而歧视和偏见首先是发生在国内，其次才是国际感觉。在国内对于歧视和偏见习以为常甚至有某种共谋关系的人，不可能在国际政治关系的场域里消除种族偏见。所以我想，您说的这种“不满足感”，其实是可以和消除歧视和偏见的问题结合起来定位的。

　　沟口：你一下子把问题推进到了核心层面了。我还是想先就那之前的问题谈谈我的想法。我想先谈谈你所说的仅仅有国族意识的场合所发生的问题。

　　在和你讨论“知识共同”的构想的第二年，就是1996年，我到北京的日本学研究中心担任主任教授。这个地方是培养本科毕业于日语专业的中国硕士生的研究生基地，其中少数优秀的学生会被推荐进入日本的大学博士课程。这个中心每年有若干从日本派遣而来的日本教授，我就任的那一年也不例外。我很怀疑这些教授是否了解自己是在教外国人，因为这些学生在大学期间一直专门攻读外语，日语水准很高，很容易让人忘记他们是中国人；而且学生们的学习热情比日本的学生高，所以有些热心的日本教授立刻就开始引导他们进入很专门的论题，比如《源氏物语》中的桐壶的世界。可是这些学生除了日语之外其实在大学里并没有学习例如日本文学史之类系统的课程，所以如同井底之蛙一样，只看到头顶上有“桐壶”这样的一小片天空。总之，在这样的教学过程中，完全没有在外国讲授日本文化、或者在外国这个特定空间里重新审视日本文化之类的视点，而要获得这样的视点，必须要有把日本整体上作为他者、相隔一定距离加以考察的能力。这当然很困难。

　　学生们是中国人，为什么对日本有兴趣?他们学习了日本文化之后干什么?在日本学中心任教的多数日本教授，似乎并没有这样的疑问；同时，他们对于自己作为一个日本人到外国来，向外国人教授日本文化的动机也缺少疑问；从根本上说，很少有人追问中国的知识界是如何为日本文化定位的，这种定位和他们对于欧美文化的关心相比有什么差异，这样一些问题。他们既不追问自己的位置，也不关心自己正身处其间的中国。我有一个疑问：这仅仅是因为他们是专家，视野狭窄的缘故吗?难道没有其他的要素决定了他们这样的态度吗?比如说，日本人所具有的、把岛国狭小的空间看成全部事物前提的封闭感觉，或者是否是因为他们身处这样一个可以毫无障碍地使用日语的空间里，这个空间本身就是封闭的?

　　孙：我对于您的这个疑问很有同感。把自身相对化的能力或许和知识的累积没有关系。不过，它和知识累积的前提有关系。

　　沟口：我曾经介绍这样的日本教授们一起去我发现的一个小饭馆吃饭。那时候恰好店里冰镇啤酒卖光了，店主很好意地特地从后面拿出几瓶少见的黄河牌啤酒，但是偏偏还没有来得及冰镇。于是在场的人都齐声说道，这种东西怎么能喝呢?店主没有办法，就往啤酒里加了些冰块，这下就砸锅了，没有人肯喝这种啤酒。的确，日本人的习惯是不喝没有冰过的啤酒的，可是当时是在中国。中国有中国的习惯，至少在这样的的小店里，中国人允许店主提供没有冰镇的啤酒。为什么这些知识分子明知道自己是在外国，仍然要拿日本的标准说三道四，好像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在习惯不同的外国居住?我不由得设想，要是他们在美国或者是欧洲的话，会是怎样的情景呢?比如在美国或者法国的饭店里，早上对方提供的是热度不够的温咖啡，他们会怎么反应呢?有很多日常经验可以支持这种想象。日本人在中国或者亚洲邻国，总是会不自觉地表现出某种优越感，把自己的价值观绝对化。我想，这就是你所说的“国族意识”成为前提时候的一个状况吧。

　　孙：沟口先生的这个批评很让我感动。我甚至很难相信这是一个日本知识分子的发言。我很希望了解，您的这种反省精神是怎样培养出来的?

　　沟口：我们把那种以研究外国作为谋生手段的行为，叫做“吃外国饭”，比如研究中国的人就叫做“吃中国饭的人”。这些吃外国饭的人不断把外国的情报输送到国内来。但是对于情报的选择，却是因人而异、因立场而异的。比如吃日本饭的人，可以报道涩谷一带染黄了头发的女孩子、白天沉迷于弹子房赌博的家庭主妇、痴迷于小泉首相的中年主妇、或者报道被遗弃的失业者、经济萧条导致的不得不停业的中小企业，等等，报道哪一部分都是事实，都是日本的状况。但是问题并不在于这些情报是否是真实的，而在于那些情报为了什么目的，在什么样的脉络里被输送到本国去。从根本上说，这些吃日本饭的人必须对自己的工作前提有一个追问：为什么日本的情报对于本国是必要的?就是说，吃外国饭的人即使把对象国作为他者加以对待了，还有一个主体行为的立脚点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即使对于对方的了解再精细，其实仍然是什么都看不到、什么都得不到的。在日本阅读充溢于各种传媒的中国报道的时候，我直率的感觉就是上面这些问题。

　　参照上述状况，我也在思考竹内好有关中国的“情报”问题。竹内好向日本输送有关中国的状况，借助的是鲁迅，还有鲁迅的中国观。众所周知，鲁迅的中国观是非常晦暗的、局部性的，有时甚至与事实相违背。但是鲁迅充分体现了中国的苦恼。竹内好感觉到了，鲁迅那里有着为了中国的再生而进行的“挣扎”，在鲁迅身上，他看到了日本近代所不具备的要素。于是，竹内好就在中国情报的名义之下，把日本问题化了。换句话说，竹内好的有关中国的“情报”是有着对于本源之处的追问的。而这样的追问，也同样存在于“知识共同”的运动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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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01年11月号
【本文责编：思玮】